智库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长期追踪美国智库的南海争端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美国的南海政策的风向，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提供有益参考。中国学界对美国南海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对美国智库的研究关注较少，仅有个别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吴艳对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外交协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和新美国安全中心5家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主要思想和战略目标进行了梳理分析。薛力围绕南海争端的重要问题对7个美国智库的14位专家进行了访谈。李忠林对2015年7月2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智库专家关于南海问题的发言进行了分析。赵明昊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考察了美国智库在美国的南海政策上的作用。刘建华和朱光胜论述了美国智库对中美南海博弈、中国南海战略的看法，介绍了美国智库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并分析了美国智库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力。罗婷婷梳理了2015—2016年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几点判断。这些研究虽然介绍了部分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却较少论及不同智库之间的观点分歧，且未评估哪些智库及智库中的哪些学者对美国的南海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即使个别成果论及了智库的影响力，也并未介绍评估影响力的方法。

本文选取了美国10家对南海问题关注较多的国际事务类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CSIS）、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 Institution, BROOKINGS）、兰德公司（TheRAND Corporation, RAND）、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 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ARNEG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ERITAGE）、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海军分析中心（The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NA）、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以及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 COUNCIL）。通过分析这10家智库在2009—2016年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归纳智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特点，总结各个智库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对比美国智库的研究与美国的南海政策之间的关系，可判断哪些智库及智库中的哪些学者在影响美国的南海政策。

1 美国智库关于南海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海局势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各方都有所克制，南海诸岛的实际控制权基本没有变化。自2009年南海“大陆架划界案”开始，南海形势骤然变化，各方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本文通过分析2009—2016年上述10家美国智库的231个研究成果发现，美国智库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南海局势变化、中美的南海政策与行动、南海仲裁案、航行自由行动等，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年度议题中，“南海仲裁案”、中国的岛礁建设和美国的南海政策位居智库议题榜的前三位。若将这8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分析美国南海政策的成果数量（67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的南海政策和行动（61个成果）。虽然智库学者也关注南海环境、渔业和气候等问题，但总体上聚焦政治和军事问题。通过归纳智库关注的主要议题，可发现美国智库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美国智库的研究明显是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为主要目标。从选题上看，这些智库的主要关注点是中美的南海政策。美国智库的学者往往把中国的南海政策作为分析和批判对象，最终提出优化美国南海政策的方案。尽管学者所提建议不尽相同，有些建议甚至相互矛盾，但智库专家基本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待南海问题，并试图以其理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不仅评论事件本身，而且常常指出美国南海政策的不足，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其次，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较为强硬。研究成果的题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立场的倾向性，一些保守型智库学者带着极强的优越感来评论中国的行为，言辞中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往往把中国诬蔑为邪恶与侵略的国家，而美国则代表了正义与进步，通过与中国对抗来帮助东南亚国家。例如，丹·布卢门撒尔的“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欺凌行为”、迈克尔·奥林斯的“北京越界”、迈克尔·马扎的“是时候在南海对抗中国了”、邦尼·葛莱仪的“中国的强制经济外交：一个令人担忧的新趋势”、欧内斯特·鲍尔的“东盟和东亚峰会：美国很安静，而中国挥舞着一根大棒”。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几家智库对华态度相对友好，认为南海争端不应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不主张与中国进行对抗。这些主张在研究成果题目上也有所反映，例如，包道格的“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的良机”、杰弗里·贝德的“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不过，从总体上看，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较为强硬。表2将各智库研究成果的对华倾向进行量化赋值，大体可反映出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强硬度。

最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重。美国智库中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是美国的中国问题或东南亚问题专家，长期关注中国现状、中美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并习惯于将南海问题置于上述宏观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同时，这些智库学者对涉及南海争端的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能够快速反应，分析事件背后的动因，预测各方的反应以及发展趋势。例如，大多数智库针对“南海仲裁案”、中国在南沙的岛礁建设、“981 钻井平台”事件、航行自由行动等事件都及时发布了相关评论和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分析与建议不仅针对事件本身，更突出事件对全局的影响。

2 各智库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与分歧

大多数美国智库学者均是站在美方的角度来看待南海问题，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南海问题上具有许多共性认知；同时，由于智库自身的传统、理念和政治倾向不同，其对南海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从整体上看，上述10家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大体可分为4种倾向：强硬派（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中间偏强硬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中间偏温和派（海军分析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兰德公司）、温和派（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本文选取这些智库关注度最高的两个议题——中、美的南海政策，以此为例分析美国智库对南海问题的认知异同。

2.1 美国智库对中国南海政策认知的异同

在2016年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正声明》之前，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与政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二是中方致力于在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争议；三是中方主张在争议解决前，各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有关国家可探讨共同开发。美国智库对上述三点既有相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

2.1.1 美国智库对中国在南海主权主张认知的异同

大部分美国智库批评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模糊不清，指责“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雷戈里·波林在2012年该中心举办的南海会议上表达了对中国采取模糊立场的不满：“中国的政策就是极力避免采取立场，没有明确的立场就不可能解决争端和协调立场。”其建议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关于南海主权主张的详细法律分析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九段线”的分析报告。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弗里·贝德提议，美国应敦促台湾澄清“九段线”，使其主张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和成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孔杰荣、海军分析中心的麦德伟也都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部分学者认为，各声索方在法理上都无法提出压倒性的主权主张。麦德伟认为，中国和越南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拥有最好的法律依据，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要弱于对西沙群岛的主张，但没有一个声索方拥有所谓的绝对证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南海是一个国际法交错复杂的区域，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能提出压倒性的法理主张。

2.1.2 智库对南海局势升级的原因及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持不同意见 自2009年南海大陆架划界案后，南海相继发生了“5·26割缆事件”“礼乐滩冲突”“黄岩岛对峙事件”，南海紧张局势明显升级。各智库对南海局势升级的原因及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却有不同看法。

强硬派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导致了紧张局势升级。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提出，中国在南海胁迫邻国服从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亚洲政治的性质，破坏地区稳定，并有可能引发冲突。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南海的安全局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恶化。

中间偏强硬派在指责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其他原因导致了南海局势升级。战略与国承际研究中心的邦尼·葛莱仪在批评中国的同时，承认南海大陆架划界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了南海局势升温。兰德公司的拉夫契·多萨尼和斯科特·哈罗德认为，在引发南海领土争端的多种因素中，中国的崛起虽是重要起因，但此前的几十年里，面对越南等国占领岛屿的举动，中国只能被动地表示抗议。

中间偏温和派与温和派在此问题上更多地强调南海的紧张局势升级是声索国竞相采取对抗行动所致。麦德伟等指出南海领土争端是“零和”博弈，并且容易产生负面螺旋效应。尽管中国在2011年中已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菲律宾仍在各种公开外交场合攻击中国的南海主张，并寻求国际关注和支持。2012年6月，越南采取了几项可能促使中国重新采取单边方案的行动，包括首次在南沙群岛巡逻、战斗机在有争议的地物上空飞行、国会通过《海洋法》确认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约书亚·库兰茨克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2.1.3 智库对共同开发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智库之所以对共同开发持悲观态度，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学者认为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限。格雷戈里·波林提出，美国地质调查局和美国能源情报署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南海油气资源的商业价值不高，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共同开发，其潜力都非常有限。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兰德公司的劳埃德·萨尔也持相似的看法。另一方面，智库指责中国缺乏共同开发的意愿。2012年2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表示，联合开发显然本就属于菲律宾的“西菲律宾海”（我国称之为“南海”）并不是解决菲中两国问题行得通的办法。然而，智库学者却指责中国无意进行联合开发，称“虽然中国提出了一些联合项目，但关键的细节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如遵守谁的法律法规、谁的税法、谁的监督机制”。

尽管智库不看好共同开发的前景，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格雷戈里·波林认为，更有希望的是在南海共同开发和保护渔业。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美国应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对南海油气资源进行测算，并鼓励东盟继续在工作层面而非政治层面解决能源问题。麦德伟与马克·罗森提出，可以借鉴斯瓦尔巴条约，相关的声索方在南沙建立多边联合开发区。

2.2 智库对美国的南海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2010年7月23日，在河内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阐述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具体为：（1）美国在航行自由、开放进入亚洲公共海域以及在南海尊重国际法方面具有国家利益；（2）美国支持各声索方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通过相互合作的外交程序，协商解决各种领土争端；（3）对涉及有争议的南海地形、地貌，美国不偏向任何一方，但各方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找各自的主张及权利，根据国际法惯例，对南海海域的合法主张应完全源自对陆地的合法主张；（4）美国鼓励各方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达成协议。希拉里的发言奠定了这一时期美国南海政策的基调。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美国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海争端，但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从总体上看，智库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大体持三种态度。

2.2.1 强硬派批评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过于软弱，希望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首先，强硬派批评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不够强硬。2012年5月，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林斯撰文称，中美关系似乎正在走向动荡，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奥巴马的错，因为北京的好斗行为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决定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果。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虽然在南海问题上都属于强硬派，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传统基金会只是提出强硬建议而较少批评美国政府，企业研究所则是既提强硬建议又批评美国政府。然而，企业研究所似乎只批评奥巴马总统，而对国务卿希拉里颇为赞赏。丹·布卢门撒尔在评论希拉里的亚洲之行时称，克林顿夫人在越南之旅中表现出敏锐而创新的外交风范，与总统的灾难之旅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在应对策略上，强硬派强调美国应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早在2010年南海紧张局势刚刚升温之时，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表示，美国海军应继续驶入被中国视为专属经济区的南海海域，以表明美国的立场。在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沙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后，企业研究所的吉姆·塔伦特和迈克尔·奥斯林分别撰文批评美国政府在南海做蠢事，因为“拉森号”驱逐舰在渚碧礁附近采用“无害通行”的方式开展航行自由行动，而这就默认了该礁是中国的领土。最后，保守派智库还强调：应增加海军军费，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挑战；放弃中立立场，支持菲律宾；反对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企业研究所的吉姆·塔伦特和兰迪·福布斯及传统基金会的金·福尔摩斯、彼得·布鲁克和成斌等多次强调美国只有依靠强大的国防力量，尤其是海军才能维护国家利益。沃尔特·洛曼建议，美国应明确支持菲律宾在南海主张其权利，因为南沙群岛之争不仅是菲律宾的问题，而且事关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企业研究所的丹·布卢门撒尔和迈克尔·马扎、传统基金会的史蒂文·格罗夫斯都反对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基于以下两点：批准公约无法解决中美分歧，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法律和外交争执；使美国受制于国际法庭和国际海底管理局，有损美国国家利益。

2.2.2 温和派批评政府的南海政策过于强硬，不希望因南海问题而损害中美关系 温和派认为美国不能因南海争端而改变对华政策，不要让南海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中美两国政府应就各自的主张、不满和担忧开诚布公地交流。2012年8月11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包道格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表“指责中国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包道格认为，中国并没有将其外交政策军事化，而中国的邻邦也并非消极软弱，南海争端事态可控，美国应坚持公正立场，支持公平的解决程序，国务院应避免再次发布此类新闻声明。该研究院的史文及布鲁金斯学会的杰弗里·贝德、迈克尔·奥汉龙和詹姆斯·斯坦伯格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就政策建议而言，两家智库所提建议以保持南海局势稳定及和平解决争端为主，建议美国政府摒弃军事威慑战略，以免打破当前的稳定状态。同时，美国也应明确告知中国，如果中方试图采取单方武力行动，美国就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

2.2.3 中间偏强硬派和中间偏温和派基本赞成美国的南海政策，对政策的细节及如何应对可能的挑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间派认为美国当前的南海政策是明智和相对全面的，与美国的利益相符，但在某些方面仍需要改进。2014年，海军分析中心的麦德伟在长篇研究报告《美国在南海的政策选择》中，建议美国应发表一份全面的南海问题白皮书或一系列白皮书，突出国际法的作用；公开支持菲律宾提出的以仲裁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借鉴《斯瓦尔巴条约》，与东盟和中国探讨在南沙成立联合开发区的可能性；协助东盟国家提升海上警务和安全能力，但华盛顿应明确告知菲律宾，不扩大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即不涵盖菲律宾在南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岛礁和海域；美国既要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对盟友提供支持，确保能够随时进入该地区，又不能引发与中国的对抗；美国应延长与南海沿岸国的演习时间，并邀请域外国家加入演习；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015年7月，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五届南海问题年会上，格雷戈里·波林就南海争端提出了几点建议，除了与麦德伟所提相似建议外，还明确指出，美国国防部应在2015年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敦促声索国和澳大利亚、日本等相关方独立或共同参与航行自由行动；白宫应明确，任何菲律宾部队、船只或飞机在南海争议海域受到无端攻击将引发美国的反应。2015年5月，帕特里克·克罗宁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也曾提出类似的建议。

3 评估智库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智库确实可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哪些智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这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美国的外交决策是多部门、多官员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官僚政治、领导人的观念与能力、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利益集团的游说等都能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众多的智库均在通过不同的渠道递交研究报告和简报，在档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很难追溯某个政策究竟出自哪家智库的哪位学者。

尽管智库的影响力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仍可以尝试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来大体确定智库在某一问题上的影响力。就南海问题而言，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评估。一是从成果的层面看，既统计智库研究成果的数量，又考虑研究成果的质量，即研究结论与美国南海政策的匹配度、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建议的可行性、预测和建议的准确性。数量与质量简单相乘可得出成果的影响力。由于成果与学者是关联的，因此，也可以得出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影响力。二是从智库的层面看，既要统计智库学者参加国会举办的关于南海问题听证会的次数、智库举办与南海问题相关研讨会和讲座的次数，又要参考智库总体的倾向性，以及该智库与美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是否相近。

首先，从研究成果的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将2009—2016年智库学者研究结果的影响力进行量化汇总。假定单个成果数量为1，若N个人合著，则每人为1/N；成果质量分为高、较高、中、低四档；学者的影响力等于成果数量与成果影响力相乘后汇总，智库的影响力等于所有学者影响力之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前文所述的美国10家智库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位居前四。从量化分数来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影响力约占整个智库的30%，对美国南海政策产生的影响力最强。虽然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在综合实力上远强于新美国安全中心，但两者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却不及后者，以致于在量化分数上较为落后。其他几家智库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影响力相对较弱。

在前文所述的美国10家智库中，共有96名相关研究人员撰写过与南海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表4仅列了影响力排名榜上的前20位研究人员，涵盖了9家智库，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海问题在美国智库中具有较高的热度。在上述学者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格雷戈里·波林、帕特里克·克罗宁、邦尼·葛莱仪和米拉·拉普·胡珀。其中，格雷戈里·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上透明度项目”负责人，长期关注东亚海上安全问题，发布了大量的关于南海争端的图片、消息和研究成果，在南海问题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克罗宁和葛莱仪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长期关注南海问题，建议美国政府从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压。米拉·拉普·胡珀可谓是美国研究南海问题的后起之秀，近年来非常活跃，曾先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工作，现任职于国务院政策规划组，参与印太事务。欧内斯特·鲍尔的排名较为靠前，主要得益于其发布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作为鲍尔亚洲集团的创始人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非常驻高级顾问，欧内斯特·鲍尔撰写了大量评论性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涉及了中菲关系，且有为菲律宾游说的嫌疑。企业研究所的3位学者和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之所以上榜，主要是由于其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坚持强硬立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经历了由弱向强的转变，这一转变或许与强硬派的推动有关。由于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向来与共和党关系密切，这4人是否直接对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产生了影响，仍值得怀疑。杰弗里·贝德和包道格之所以上榜，很大程度上与两人的个人影响力有关。两者都曾在国安会担任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是国安会内掌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直接参与亚太事务决策。

其次，智库的影响力可以从传播渠道、财务状况、政治倾向性、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次数以及举办南海会议次数等指标进行研判。就传播渠道而言，本文所选的10家智库均为美国较知名的国防和安全类智库，智库的管理层、董事会、顾问委员会与政府和国会有着密切联系，大多能将研究成果呈递给决策层。参加国会关于南海问题听证会的次数和举办南海会议及讲座次数反映了智库对该问题重视程度。智库的年收入能够反映智库的整体实力，智库的政治倾向性则反映了智库与两党的关系以及可能对政府产生的影响力。从后两项指标来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和平研究院、兰德公司对南海问题较为重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不仅举办了23次相关会议，其每年夏天召开的南海问题年会已经成为讨论南海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论坛。该智库下属的亚洲海上透明度倡议项目长期关注南海问题，发布了大量报告和卫星图片，被学者、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广泛引用。

从智库的收入来看，除CNA没有披露收入外，其他智库的年收入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见表5）。虽然 CNAS 的收入不高，但考虑到这是一家仅成立10余年的国际问题类智库，且智库的两名创始人库尔特·坎贝尔和米歇尔·弗卢努瓦都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要职，库尔特·坎贝尔仍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因此，CNAS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从智库与政党的关系来看，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卡内基和平研究院、兰德公司略倾向于民主党，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虽在总体立场上略倾向于共和党，但与奥巴马政府仍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其召开的南海问题年会每年都能邀请到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官参加。相对而言，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因坚持保守主义原则，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与奥巴马政府的方针多有相悖之处，对奥巴马政府的直接影响力相对较小。两者由于明确支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具有较大影响力，从而间接影响了美国的南海政策。

通过对智库实力和学者成果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判定在南海问题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企业研究所；智库中最具影响力的10位学者分别为格雷戈里·波林、米拉·拉普·胡珀、邦尼·葛莱仪、帕特里克·克罗宁、墨菲·希伯特、杰弗里·贝德、麦德伟、迈克尔·奥斯林、迈克尔·马扎、包道格。

4 结语

在2009—2016年，美国10家智库发布了231个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此期间的南海重大事件和美国的南海政策进行了评析，并提出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南海政策。

鉴于美国智库在南海问题上持不同立场，应区别对待不同倾向的美国智库。针对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对华立场不太强硬的智库，中国学者应与这些智库的同行深入交流与沟通，鼓励其在美国发出缓和对华立场的声音。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的情况来看，出身民主党的拜登总统较为信任智库。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智库。这些智库学者对当前美国的南海政策乃至对华政策都有较大影响力。

同时，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这些保守主义智库也应充分重视，应及时了解智库学者研究动向，在批驳对方观点的同时，认真分析学者所提建议，未雨绸缪，找寻破解方法。从目前来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仍是美国智库研究南海问题的主要阵地，应重点关注。

除此之外，还应分类对待智库学者提出的建议。针对智库学者提出的打压和围堵中国的建议，相关部门可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例如，美国智库学者大多建议加大援助越、菲两国海上力量的力度，以增强两国对抗中国的能力。我国相关部门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侧重安抚和稳定越南和菲律宾。中国处理好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则南海争端升级的内部压力将大大减轻。2016年以来，虽然美国仍不时派军舰到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甚至公开发布《关于美国对中国在南海海事索求的立场》，希望在南海挑起新的事端，但南海局势整体趋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妥善处理中越、中菲南海争端有密切的关系。

针对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一些缓和南海局势的建议及解决南海争端的方案，我国相关部门也应认真考虑，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例如，CSIS在2017年组建了以格雷戈里·波林为首的南海问题专家工作小组，提出了解决南海渔业争端方案、南海油气争端方案，并制定了南海行为准则的蓝图。尽管这3份报告并没有以“九段线”为基础，多有谬误之处，但这3个方案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方面，仍有可借鉴之处。

最后，中国学界还应志存高远，努力做好两件事：一是解构美国智库关于南海的叙事，在国际媒体上刊文，阐述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讲好南海故事；二是尽早提出高质量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学者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深入沟通，勇于创新，探索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