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智”到“共治”:高校团青智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发布时间:2022年08月17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陈永丽 李喜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团青智库在“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基本目标方面,在提供专业、多元、独立、可持续的“咨政育青”特色服务方面,在把握青年学子思想引领和推进青年群团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从目前来看,以引智为基本特征的高校团青智库仍面临多重困境,其在组织体系、工作原则、评价标准、激励机制、成果转化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还存有显著不足。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高校团青智库,本质在治理,关键在改革。高校必须积极探索青年政策制定的供给侧改革,分析现实困局,寻求破解路径,为高校新型团青智库建设提供全新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动力。


一、以引智为特征的高校团青智库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共青团组织牢牢把准“党管青年”的基本原则,尊重青年师生的主体地位,突出重点问题,通过设立校内调研部门以及打造专家团、导师组、评委库、讲师团等方式,积极“组织、吸引、选聘、借调”内外部人力资源,为学校共青团事务提供了科学和专业的智力支撑。引智对象往往比较多样,例如,部分高校为强化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由校团委、学工系统统筹组织,邀请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对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四进四信、主题团日等活动进行现场指导;部分高校引入相关学科专家学者、职业规划师、科研导师对青年学生的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课外科技竞赛等进行专业的定向辅导;还有部分高校广拓渠道,积极邀请校内外专家对学校青年政策的相关制度性文件进行论证、指导或评议。通过这种方式,高校共青团工作在联系和服务青年学生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成为引领和培育青年学子发展成才的重要课堂。

目前来看,高校团青智库建设普遍以“内引”和“外引”模式为基本特征。一方面,各高校积极利用校内资源,着力从内部进行挖掘,吸纳本校学科精英、跨学科专家、青年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等,通过内部协同,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学习现状、发展需求、精神面貌、交往方式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把握和研究,审议和决定涉及青年学生的重大决策或咨询项目;另一方面,由于青年政策制定和产出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校本资源往往还不够充分,因此会积极拓展外部资源,吸引具有专业化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校外力量,例如党政干部、青年政策研究者、企事业单位、校友资源、社会组织、媒体精英等为学校共青团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提升学校青年政策制定的研究能力与水平。在引智的过程中,校内专家和校外专家相互配合,团学干部与挂职专家相互合作,青年问题研究者与青年政策制定者相互配合,双方依据各自优势,分工协作、共建平台、服务党团,间接开启了人才交换的“旋转门”,打开了与媒体融合的“信息窗”,催动了青年政策成果落地的“转化酶”,真正做到将学校青年政策的“大智慧”转变为职能部门的“小课题”。

当前,相当一部分高校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团青智库引智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共青团智库。例如,北京科技大学的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共青团青年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青年研究中心、安徽大学的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等,这些智库机构不仅为本校共青团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保障,在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高校共青团事务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团青智库“引智”模式的多重困境及要素归因


“引智”模式作为高校团青智库主要运行方式,具有低成本、易统筹、好操作的特点,但是,由于其组织体系不够完备、工作机制不稳不牢、人才资源配置较为松散等因素,高校团青智库建设正面临着愈来愈多的困境。

(一)“引智”模式易造成结构性供需不平衡

这一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滞后性。虽然目前我国很多综合性高校已经建成了较完善的团青智库体系,但是关于此类智库应实体化还是虚体化,仍然存在争议。首先,地方院校、应用型高校、新建本科院校、职业院校大多还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性”团青智库,这些高校往往仅依靠挖掘校内专家和邀请部分已确立良好协作关系的校外专家组成临时“智囊团”,以此类虚体化组织来进行学校青年政策的咨询;其次,引智对象中部分专家学者往往缺乏对青年学生信息要素的综合掌握,对学校广而杂的团学工作和青年事务缺乏系统认知,在其专业向度内进行的“短平快”的单向度微观研究,往往无法在宏观层面上对高校不断发展和更新的青年群体状况进行综合认知维度上的准确把握。

第二,分散性。首先,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团青智库虚体化运作,其研究内容既散且杂,工作条块化、碎片化,对共青团的研究和实践,对学校青年事务和青年政策的认识和把握往往过于分散,无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度融合,其青年政策研究和服务普遍在较低水平运行,缺乏专业性、高层次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其次,由于资源投入不足,很多高校“挂靠型”的团青智库不仅缺少经费、缺少场地,而且缺少专职的研究人员和组织人员,这导致高校团青智库工作在引智方式、政策把握、交流协作、资源整合、交叉研究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离散倾向。

第三,差异性。在对“党团建设”的贡献度方面,高校思政智库比高校团青智库的贡献更多、更强、更优,并且高校思政智库的研究活动也更活跃,其理论创建和实践策略也更易被社会所认同。造成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是以引智为特点的高校团青智库对校共青团工作缺乏长期、有特色、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针对青年的咨政建议往往缺乏科学性和体系性,难以被党团机构所采纳,同时转化为高质量的政策实践。

(二)“引智”资源利用不充分

引智的主体应该精而专,引智的范围应该广而杂,引智的手段应该灵活而多样。但高校团青智库对“引智”资源的利用也还相当不充分。

第一,引智范围不够宽广。引智突出一个“引”,就是要充分挖掘资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空间资源和时间资源。但是,对高校而言,本着安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当外部多元主体有意愿与学校共青团对接时,部分学校团学系统基于规避风险和自我保护的原则往往不够积极主动,开放对接的意愿明显不足,因此导致与社会多元主体的融合性较差,双向流动明显不够充分。

第二,引智手段不够灵活。当前,高校团学工作的行政化套路和复杂的管理程序严重制约了高校团青智库主动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在学校多级审批制度和内外部繁琐的资质审查制度下,高校团青智库引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明显不足。大多数的引智活动并未形成制度性规范,往往是基于某种默契的关系链接与个人情谊,引智对象相对单一,智库内部的工作方式较为低效,均导致引智过程缺乏长期性、持久性和创新性。

第三,智库人才还很稀缺。首先,很多高校的团青研究队伍构成人员的能力还明显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团青干部本身就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刚刚进校入职,从学校到学校,缺乏青年研究的相关经验,无法在短时间掌握和了解团学工作的基本要素和规律;其次,团学理论本身精深博大,高校团学事务又异常庞杂,这就需要智库参与者既要具备广博的理论基础,又要具有良好的团学实践经验。但是,在高校系统,此类综合型人才现在仍异常稀缺,无法满足新时期团青智库建设的根本要求。

(三)“引智”模式存在功能性缺失

第一,引智结构还不完备。相当一部分高校还未建立起完备的团青智库工作体系,其组织结构和成果转化机制仍未建立,缺乏完善的智库人才的培养模式,引智的人为性、随意性、非目的性工作方法较多,学校团青智库独立性较差,与各社会主体的开放交流、创新实践、互动协作仍然较少。

第二,资源配置存在缺陷。高校团青智库多以内引为主,外引为辅,校内的专职的团学干部实际就成为高校团青智库培养和依仗的重要人才。这些专职团干部对团学工作、学生工作都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作为实践工作者,他们虽“点子”多,但“理论”少,无法完全胜任团青科研尖兵的角色。思想理论能力弱必然造成服务高校团青智库决策能力弱、高水平政策研究成果产出弱的窘境。

第三,考核评价激励机制还不完善。当前,大多数高校团青智库团队成员的人事关系仍归属其所在院系或职能部门,团队成员在智库工作范围内的产出一般都不计入考核工作量,另外,学校对教师兼职完成的智库研究成果的评价也存在认定盲区,相关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教师主体主动参与学校青年咨政的积极性不足。


三、引智模式的自我修正与“共治”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引智模式的自我修正

新时期,高校团青智库面对的发展瓶颈和多重困境,吁求通过对传统引智为特征的建设模式进行革新,达到破解制约高校共青团发展的思维定式、难点痛点和体制机制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部分高校开展了对引智策略进行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尝试。

1.引智的规范化

2018年以来,中国计量大学针对本校青年学生的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通过“内引+外联”的方式构建了规范化的引智机制。在这种模式中,校共青团组织、院系学工系统、校内外跨学科青年政策研究专家、团系统干部等按照一定原则,并广泛发动校友资源和校外资源,共同设立了引智工作委员会。众多引智主体在青年学生发展性资助保障这一项目上协调统筹,集思广益、合作发力。按照一定的制度原则和进度时间表循序渐进地对青年学生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分项进行模块化研究,根据责任主体和研究内容确定了分模块引智主体人员的构成,智库内的分项目模块人员根据其学科特点和擅长领域首先进行微观化的分项研究,在此基础上,鼓励智库人员现场沟通、交叉协作,并进行研究成果的发布,最后将其成果应用于本校青年学生发展性资助育人的改革工作中。根据团青智库的前期的研究成果,学校已启动了“怀源”发展性资助计划,并拨专项经费、场地、人员,并积极吸纳校友资源建成了“天健”资助工作室。目前,这一规范化的“内引+外联”模式带来的规范化成果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学校青年学生的发展性资助育人工作,为学校青年工作的创新实践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2.引智的平台化

除制度化引智模式以外,平台型引智也是高校团青智库中一种较新颖的引智模式。福建师范大学青年联合会在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的指导下,积极吸纳本校青年教工组织、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中的青年组别等团体,将学校的青年教师、专家学者、优秀人才、团青干部等纳入到团青智库的“平台”当中,设立了院级青联组织,这一举措一方面为青年教师提供了服务和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又为学校团青智库储备了人才,使得团青工作有方向、有目标、地基也打得更为牢靠;河北大学青年联合会按照不同学科建立界别,将学校的广大青年学者囊括入内并建立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学校的青联委员们广泛开展理论研究、项目论证、调查实践和科研服务,这些工作使得学校教师和团青干部在思想碰撞和实践锻炼中成为学校团青智库的排头兵和后备军,为学校团青智库的制度化运作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3.引智的专业化

团青智库的传统引智并不注重专业化的引智规范,其引智工作“临时”且“被动”。例如:某校发布了青年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但事先又没有形成一套专业化的引智体系,于是只能临时性地邀请校内熟悉马列理论的指导教师,或者直接以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和部分人文学科教师为主体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突击指导;在这些“临时”且“被动”的引智工作中,如果校共青团及团青智库没有进行长期专业性和规范化的前期研究和铺垫工作,没有一套专业的引智规范,就会陷入临时抱佛脚式的被动和仓促的引智活动中。当前,部分高校已经根据青年学生面对的核心问题、焦点问题、重点问题,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需求、目标等进行专业性的策略研究,“打好提前量”,确立了更加专业、完善、稳定的引智关联机制,使得学校的青年研究更能明确靶向,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共治”策略的内涵和功能

高校团青智库引智模式虽然在不断进行组织形态的重构和过程再造,但是我们仍然看到,首先,高校团青智库的发展仍然面临内部智识主体与外部智识主体间显著的渠道沟壑“,内”“外”专家的协调和沟通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次,面临内外引智主体数量、质量、资源支撑的严重不均衡,针对青年研究的制度性规范还远未建立;再次,面临高校青年政策制定“九龙治水”的复杂性的和多变性,高校团青智库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仍普遍较低;最后,高校团青智库发展也面临着与中国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的窘境。

新时期,团青智库必须按照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思路,正视新时代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团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等文件的要求,“积极整合团内外研究资源,从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中综合选择一批青少年问题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专家、共青团工作和建设研究专家,组成团青新型智库”,为高校团青智库的跨越发展开启崭新的道路。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种以真正的交往协作、跨界协同方式实现高校团青智库运行的基本机制,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的创新路径,一种从引智的“附属模式”向独立自主的“均衡模式”转变的“共治”型团青智库建设模式呼之欲出,它的内涵在“深度合作、互动交融、协同增效”的关系中得到深度体现。在这一“共治”体系中,学校能充分深度利用多渠道资源,打破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隔阂,以高校共青团系统为主体,党政机关、科研机构、青年媒体、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类型的组织通过跨界协同联合起来,建立新型高校青年政策智库,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进共促让不同隶属、不同背景、不同特点的青年问题研究人员和实践主体在高校共青团的合意智库平台上开展跨界协同合作,并进行多学科、多主题、复合性的多元交叉研究。

当前,“共治”型高校团青智库数量还较少,它们以北京科技大学的“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等为代表。这种“共治”型智库积极推进跨界协同创新,巩固了学校与政府及社会的关系,促进了团在党和青年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它们与学校青年发展同频共振,与国家的发展齐头而进,它们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

(三)从“引智”到“共治”的范式转换

在“共治”的策略模型下,高校团青智库必须通过跨界协同方式,实现智库运行机制的深度变革和思想生产的转型升级,并以更加主动的方式,研判和分析青年学生的需求,充分利用团青智库的学术资源优势、人才技术优势,以最有效的方式联合多种行动力量进行协同共治。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主体通过“联合”“协同”和“协作”的方式,实现功能与活动的整合,打破原有体系的人为禁锢,“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参与主体的能力、方向是互补的、有差异的,但是,它们的共同目标指向青年发展的现实问题,能够更多角度、多视角、多向度发散性地审视高校青年事务,糅合更多的前沿理论、文化内容和创新要素,并产生最大价值。在这一目标策略体系下,“共治”模式正是针对传统引智模式的弊病,进行的创新式的更新迭代。

1.从分散到协同

传统引智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散”,问题分散、条块分散、人员分散、工作内容分散、部门分散、成果分散,其运行水平也较为微观,往往不能产出高质量的成果。为克服这种分散效应,高校团青智库有必要在多主体协同协作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与校内协同能力较强的部门及组织开展合作,包括各类研究中心、教育智库、教学及科研实验室等;同时,积极整合和挖掘学校的社会资本和外部资源,与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教育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党政干部,妇联、青联、校友会等组织积极协调,以青年问题为导向,建立跨学科、跨系统、跨院校、跨区域、跨界别的协同创新联盟,开展项目合作和青年人才共育,通过这种模式,实现校内外资源的汇聚,形成配置合理、能力突出、素质优良、功能完善的高校团青智库团队。

2.从隔离到交流

在传统引智模式为主体的高校团青智库建设中,学校团干部队伍与社会主体互动能力和互动活动还明显不足,同时,高校团青智库接入社会协同发展网络的渠道依然不畅,无法积极回应社会多元主体对高校青年人才的积极诉求。在“共治”模式中,团青智库可以通过培养、柔性引进、组织课题、委培等方式进行多样化交流。高校共青团可以“引进来”——通过引进和聘任社会工作经验丰富,且符合团干部队伍条件的校友、专业教师等到高校兼职、挂职和实习;同样,也可以“走出去”——委派高校团干部进行对外交流。通过确立协作交流的制度性准则,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本,优化团干部队伍,真正构建高校共青团与多元社会主体深度互动的体制机制。

3.从自利到共享

高校团青智库是青年政策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集和凝聚了学校共青团相关领域的实践和理论工作者,为学校共青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提供了思想支撑、理论支撑、技能支撑和决策参考。但是,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团青智库建设仍普遍存在“自利性”行为,即智库团队仅唯我所建,智库资源仅唯我所享,智库资源成果仅“唯”我所用,各学校团青智库之间的借鉴、交流、合作的意愿明显不足。这样,不仅造成了学校共青团工作闭门造车的窘境,还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使得本来可能基于相似的问题可以相互借鉴或合作的内容,由于信息交流的不畅及闭塞等原因而造成重复建设。学校最核心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但在某些目标、观念、问题、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各高校团青智库应在协同共治、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克服自利行为,积极分享其青年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单纯利我到利我利他,从流动中促成智库信息的共享,提高知识和政策生产的精准和共赢,形成高校团青智库的良性合作机制,进而促进我国高校团青智库质量的整体提升。

4.从无形到有形

要建成新型高校团青智库,团青智库实体机构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大多数高校团青智库依然在“虚体化”运作。高校团青智库的研究人员往往只是简单的挂靠在校内某一部门或者研究机构之中,缺乏团队协作,缺乏信息共享,缺乏智库建设所需的配套性的战略资源。另外,对学校团青智库人员的考核、激励机制也很不完善,没有形成一套完善可见的评价机制。于是,团青智库就仅仅成为了高校实体结构中的一个点缀,成了一个单纯的网络组织,而非真正能回应青年诉求的一个实质载体。在“共治”模式中,这一问题可以获得显著的解决:团青智库以“实体化”的团青智库为载体,整合研究队伍,汇聚内外资源,成立专门的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学术指导委员会,借助相关平台打造学校共青团工作的品牌,进而形成一套真正切实可行、成熟完善、多方联动的工作体系和评价系统。


四、实现高校团青智库“共治”策略的创新路径


(一)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构建高校团青智库建设组织体系

高校团青智库必须在顶层设计上布大局、谋新篇,按照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的总要求,着眼根本,立足长远,从应然层面出发,注重实然层面的研究,着力破解制约高校共青团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体制机制问题,从而真正回答“何谓改革,何以改革”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党委必须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高度重视新时代青年的重要作用,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学校党委及发展规划等相关部门要在顶层设计上下足功夫、统筹规划、在把牢底线的基础上适当“放权管理”,出台激励性文件促进校内外青年利益相关方相互协同、跨界合作,保障智库建设中的工作原则既符合共青团政策的发展方向,又能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管理水平更加完善和高效。还要出台相关的制度性文件,确保高校团青智库能够实体运作,成为真正独立的校本研究型机构,具备智库存在的物质条件,进一步提升高校团青智库的质量,打造团青智库自有品牌和数据库,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二)优化高校团青智库资源配置,促成校内校外资源高度聚合

高校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学校必须急青年之所急,想青年之所想,筹措一切资源为学生办大事、办实事。高校团青智库必须聚拢一切可以聚拢的资源,充分利用共青团的政策理论优势、校内外优良智力资源优势,在资源配置、协同模式、共治方式上进行针对化的设计,积极创建更多的关系链条、协同场域,积极探寻透明度、独立性与协同协作之间的平衡,积极回应共青团中央的改革方案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根本诉求,对接政策、制度、智力链条上的供需网络,开辟团青智库资源优化配置组合的崭新格局。高校团青智库最重要的资源还是人,是那些对青年政策和青年问题有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的青少年问题专家和团学干部。因此,高校必须依靠自身优势,以良好的学术传统和积累、齐全的学科、雄厚的研究实力,打造一支高效、协同的团青智库专家队伍和青年问题研究后备军,积极建立团青智库研究成果发布与对接平台,彻底打通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双向流通的“旋转门”,开通报送直通车,为新型高校团青智库的建设打牢基础。

(三)积极构建高校团青智库研究成果与决策活动的评价体系

高校青年智库研究人员为青年咨政,为学校共青团发展,为学校青年学生事务的研究和探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并产生了大量成果。但是如何对该成果进行评价,如何基于评价结果计算工作量并给以奖励,以及该成果是否应算入研究者所属学院、机构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始终是高校团青智库运作面对的待解决的难题。

新时期,高校在建设团青智库的过程中,必须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应的量化评价标准,并考虑将其纳入教师年度考核之中。学校可根据学校团青智库规划目标和预算绩效,以实际的科研成果为基础,以政策影响、社会影响、国际影响为重点,定期对其成果进行绩效评估考核和绩效管理,甚至还可以尝试迈出更大的步子,将其在学校团青智库中心取得的成果作为其职位晋升、职称评定、科研奖励中的重要参考系数。这样,就可以在根本上理顺智库成果评价体系,调动专家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对团青智库的参与积极性,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动学校团学研究成果的产出和质量。

(四)继续完善高校团青智库成果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

高校共青团智库必须在建立相应成果量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完善激励支持机制,对提升学校共青团智库咨政影响力优秀成果,按照批示、采用、转化的不同级别制定规范化的奖励政策,并及时兑现。还可以鼓励相关高校教师及管理人员参与智库政策咨询与研究工作,并给予经费补贴。对校外专家参与的青年咨政项目,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关规定基于一定的比例和原则,给予报酬及奖励。

另外,高校团青智库的最终成果往往以理论性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现,基于其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根本指向,这一产出的理论成果必须要回归于实践,应用于实践,解决围绕青年学生和青年事务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在以“共治”为基本策略的团青智库的模型下,高校团青智库建设必须以规范性制度为基础,积极克服科研成果、理论成果转化难的弊病,确立科学、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高校必须与政府、企业、媒体、团属机构建立互动和信息传达的长效机制,不做“一锤子买卖”,让研究成果真正的反哺实践,不断增强高校团青智库成果的产出水平。

(五)不断探寻学校团青智库成果宣传的新途径

“高校共青团是青年身边的群团组织”,学校共青团智库的工作就是要发掘蕴含在高校青年身上的能量和活力,通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其成果促使青年学生“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数字时代,青年的交往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变化,要使学校团青智库的微小声音被青年大众所“倾听”、所“认同”,并得到积极“回应”,就需要依托技术赋能,探寻新的思想宣传方式和新的成果传播途径。

通过各种新型的网络技术,可视化呈现和立体化展示手段,可以将团青智库的研究内容和相应成果深入浅出地进行解读,使青年受到触动,从而入脑入心。还可以将青年问题研究成果以学术讲座、科普活动、学术沙龙、媒体宣传等形式在电视广播、官方主页、报纸杂志、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渠道上对外传播,健全团青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机制,加速高校团青智库成果的流转使用,也在根本上履行和回应青年诉求,推进高校团青智库的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系中国计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讲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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