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大国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基调,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也给世界格局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通信、智慧城市等前沿科技突飞猛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化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1 研究背景 

2017 年,中国正式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旨在挖掘沿线国家数据潜力,通过科技弥合数字鸿沟,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沿线国家的信息、物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经由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平台。截至2021年底,我 国已与16个国家签署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协议,与7个国家达成了数字经济合作倡议,与22个国家建立了“丝路电商”合作机制,“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快速发展。 然而,个别国家受美国影响对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疑虑重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数字科技发展的态度消极,2018年更是宣布放弃华为5G业务,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澳智库不无关联。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上榜澳大利亚智库数量为45所。相比美国,澳智库虽然数量规模较小,但发 展体系完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智库的投入较多,各个智库开放程度高,发展速度快,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运行机制。智库在澳政策制定与决策咨询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认知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人文学科。维尔雷借“看戏”阐释认知范式的改变:“它带领观众参观后台并向其展示表演背后的种种机制及其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影响”。换言之,认知研究致力于引导读者从仅关注文本的内生性问题拓展到关注文本的外源性问题,进而理解与洞悉文本背后的复杂性。因此,深入探索澳大利亚对于“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具有创新性意义,不仅可以结合澳一贯对华政策、言行举措及相关智库报告研判澳大利亚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态度看法,更可以对倡议面临的国际形势与舆论环境进行更深入地了解,这样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掌握主动,继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因应之策,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行稳致远。 

2 研究样本 

本文综合考量了澳大利亚智库、相关智库文献和文献作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选取了澳大利亚5家代表性智库的16篇相关成果作为研究样本,尝试结合澳一贯对华政策及相关言行举措深入研究澳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 

2. 1 智库样本择取 本文选取的5家智库别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the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选取这些智库主要有以下考量:一是所选 智库均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及相关项目有所涉猎和研究,这对了解“数字丝绸之路”倡议面临的国际舆论和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选取智库均以国际事务、政策战略为主要研究方向,专业程度较高,智库研究人员在国际政策领域知名度高,具备详细分析国际事务和外国政策的能力。三是上述智库在澳大利亚国内影响力较大。选取的前四所智库都在《全球智库报告2020》榜上有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属于澳大利亚高校智库,其内部研究机构和相关院系对澳政策研究也具有相当成熟的见解。 

2. 2 文献样本择取 本文在上述5所智库官网分别搜索关键词“Digital Silk Road”、“ Digital Belt and Road”、“ Digital BRI”或“DSR”,剔除关联性较小文献,共获得强关联性文献16篇,其中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7篇、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1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4篇、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各2篇,详见表1。

由上述文献标题可以看出,直接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标题的文献仅有3篇,但是其他文献中,“数字丝绸之路”这一主题有的以章节内容出现,有的包含简短评论,有的则是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具体项目和沿线具体国家状况和选择进行了分析。此外,选取文献的作者在澳大利亚知名度较高,专业性较强。表2对选取文献的第一作者任职机构、职务、主要经历和擅长领域进行了梳理,发现文献作者以智库研究员为主,任职机构均是澳大利亚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知名研究机构,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影响力。部分学者曾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政府机构就职,在贸易、投资、防务、情报等相关领域有过任职经历。此外,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事务、安全、网络及技术领域,多数学者对中国相关问题也有深入了解。由此可见,这些智库学者能够依靠自身专业素质和“旋转门”机制,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3 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研判

2018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双方达成一致,着力推进包括“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在内的共同建设,寻求政策和规划的融合, 开展对话交流、联合研究、试点项目、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然而,协议签订仅三年后,澳大利亚政府以“不符合澳外交政策”为由,否决维多利亚州政府同中方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给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详细梳理分析文献后,笔者将文章中的观点性言论进行提取,并根据 关键字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澳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与澳在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上的出尔反尔,以及一贯以来的对华政策相向而行。其中,各大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的意图和影响最为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阐释。 

3. 1 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意图的评估

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主要意图包括技术标准与模式输出、获取地缘竞争优势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高新技术主导地位三个方面。首先,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意图“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出口“中国式网络与社会监管模式”。在“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中方呼吁在5G、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技术领域建立统一标准。 然而,这一深化国际协同性的倡议却被西方国家恶意歪曲解读,认为中国通过关键技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规范出口扩大沿线国家市场份额,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出口技术和信息管理控制机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上,多名澳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在新冠疫情传播期间,利用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进行大规模紧急监控以控制疫情传播可行且有效,“但中国正试图将这种利用数字科技监视并跟踪人口流动的社会管理 模式出口至其他国家”。在网络安全方面,澳智库 认为“中国正试图借助新冠疫情,在数字权利、隐私和数据收集方面建立新规范”。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自由撰稿人格拉弗指出,近20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是高度规范的,2018年中国与36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新媒体和信息管理方面的培训和研讨会,这种中国式的“数字威权主义”也随着“一带一路”出口至其他国家。其次,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意图“获取政治、经济、情报优势,抢占地缘竞争优势地位”。“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是推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新路径, 也是弥合数字差距的新方法,而澳智库却抹黑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称其意在“提升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获得更多既得利益,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澳智库报告指出,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一系列项目为中国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商品——新石油数据”,中国企业也在涉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项目中通过高新技术获得了重要数据。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项目主任约翰·李表示, 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最全面的“数据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让当局访问中国网络上的所有数据”,包括外国参与者生成或持有的数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试图对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中国利益相关的数据传输施加影响”。对于中非“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澳智库认为中国将数字货币出口非洲等沿线国家,“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国控制的全球数字支付系统网络,以此挑战美元主导地位”。再者,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意图促进国内科技产业发展,在全世界“建立高新技术主导地位”。约翰·李认为,通常情况下,技术出口存在滞后效应,即某些技术在部署到其他国家之前,会先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但是中国有可能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试验场”,在国内推出科技产品和服务之前先在沿线国家进行“试验”,使得中国国内的产品推出更加顺畅。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安德烈·亚斯恩认为,中国希望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塑造自己满意的数字环境,并在2049年前成为一个高科技超级大国。此外,澳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在新冠疫情中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科技领导者”,同时也正在利用这场大流行加速其国内数字技术的出口,建立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的主导地位。 

3. 2 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冶倡议影响的 研判出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考量,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影响进行了研判。 首先,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冶倡议使得中国式“数字威权主义”向全球蔓延。自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先进技术上实施垄断,把握工业革命主导 权,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控制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如今,这些西方大国仍旧试图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实施“数字帝国主义”。而中国推出“数字丝绸之路”后,西方国家却倒打一耙,将中国的这一平等倡议贴上“数字威权主义”的标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丹尼尔·凯夫认为,中国正在向国外出口“技术控制手段冶,这种“数字威权主义”的“ 中国模式”正在中国境外蔓延。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 所评述中国在非洲的电信投资时,甚至污蔑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正在对非洲形成“新殖民主义”。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评论文章中称, “中国拥有高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监测和数据收集系统”,因此,应禁止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技术传播。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分析员陈佳豪也指出,随着“数字丝绸之路”不断推进,国际电信联盟对统一技术标准差的控制能力将会减弱,国际电联也应该着手在技术标准方面对“数字丝绸之路冶倡议进行评估。其次,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威胁沿线国家技术和网络安全,侵犯沿线国家利益”。新美国安全中心与澳大利亚、日本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中国认识到开放的互联网将对其权力控制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正在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冶倡议影响国际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扩大对全球网络空间的 控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水下安全威胁”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海底电缆供应商,这也是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世界400多条海底电缆中,中国华海通信(原为“华为海洋”,后被中国最大的海底电缆生产商亨通集团收购并更为现名)建造维修了100多条。随着中国成为印太地区主要的电缆供应国,“间谍活动和工业破坏的风险也在增加”。更有学者提出中国物联网发展带来全球安全挑战,认为中国的海外物联网发展与中国数字货币、区块链应用等技术相整合,从而在中国和外界之间“开发一个由中国当局密切监控和管理的贸易物流数字接口”。由于物联网的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安全漏 洞,中国政府在整个跨国网络空间的存在为其他国家 带来了“根本性的安全挑战”。最后,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使得沿线国家过度依赖中国技术和大额贷款。“数字丝绸之路”以较低的成本让沿线国家享受技术发展带来利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就业创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服务领域和技术领域发展都带了诸多裨益,而澳大利亚学者却认为这会使得 沿线国家对中国产生过度依赖。互联网安全极大依赖于硬件制造商、标准化机构、政府的监管机构。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物联网生态系统和数字供应链,相关国家不太可能与中国解除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例如,澳智库认为印尼在建立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已经极力避免对中国产生依赖,但是对中国人工智能、云计算、5G技术的提供商还是敞开大门。陈佳豪在分析“数字丝绸之路”时也指出,沿线国家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抗拒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因此如果 想要获得长期竞争优势,沿线国家则需要仔细评估他 们的国内需求、判断是否有采用技术的能力。 

4 对澳大利亚智库认知的评析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冶 倡议意图和影响的分析,可以总结出澳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认知特点,结合现有国际形势发展,不难发现澳智库认 知的原因和对我政策推行的影响。 

4. 1 认知特点 

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认知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将“数字丝绸之路”与意识形态挂钩。 在澳大利亚智库学者评述“数字丝绸之路”时,总能看到“人权”“自由”“极权”等字眼。 可见,澳大利亚智库将意识形态强加于技术竞争之中,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推行造成阻碍。而澳智库多位学者在文章中造谣,称中国在疫情期间出口的大规模监视系统是“侵犯个人隐私”的体现。 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学者对涉及电信、科技、互联网和生物技术领域的12个中国企业进行调查,认为中国科技公司通常在中国政府的资助下帮助“政府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力”,中国科技公司也参与了“破坏新闻业”的行为,甚至妄称“中国的科技公司是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推手”。 二是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自冷战结束后,关于“中国威胁”的话语建构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也不断“加强对中国‘他者化’,并由此建构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内群体’身份, 将发展中的中国描述为整个世界的‘他者’。而澳大利亚深受这种话语建构的影响。分析澳大利亚智库报告不难发现,有关“数字丝绸之路”及其项目的大多数参考文献和文章引用都是出于美国的智库报告和媒体文章。例如约翰·李对丝绸之路意图的理解就基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SupChina 栏目的文章《中国是否会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控制全球网络》与美国作家安德烈·惠勒发表在《物流的数字化 转型:揭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的文章《探索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西兰达尼丁市政府高级政策分析师肖恩·雅各布斯对于“数字丝绸之路”的认识也参考了日籍学者茂木隆弘发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的文献《不要低估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两篇智库报告也是由美国学者主笔,澳大利亚与日本学者共同参与完成。 说明澳大利亚智库对“数据丝绸之路”的认知深受美国学 者的影响,两国在对待该倡议的态度上基本保持一致。三是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冶 的评价以 负面为主,但也不乏正面表态。由表1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智库文章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正面评价较少,16篇文章与报告中仅有5篇文章简要提及倡议可 能带来的裨益。澳智库学者对“数字丝绸之路”正面 影响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能够让很多新兴经济体取得技术飞跃,中国的科技、互联网和电信企业也能够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便利之处；二是公共安全技术的引入能够减少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的犯罪率,城市的治安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安全;三是对社会进步和其他服务产业产生连带影响,例如电信基础设施能够对经济生产力作出贡献,同时对其他服务行业产生重要的乘数效应,如远程医疗、电子学习和移动银行;四是是促进国家间贸易和经济的流动,为沿线国家结构化转型做出贡献。 

4. 2 认知动因 

澳智库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既有 地缘政治考量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也有与盟友政策保持一致的传统认知原因。首先,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削弱了澳大利亚本国在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澳大 利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日益加深。2017年6月,澳大利亚时任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主旨演讲中指出,他对中国的“奋发有为”感到焦虑,担心中国推出亚洲版“门罗主义”,破坏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地区秩序。由此便可以映射出澳大利亚对待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认知动因。雅各布斯在评述中国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时指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采取了明确的策略提升自身影响, 但是中国的不断崛起对澳大利亚影响力提升造成了破坏。其次,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与澳大利 亚现实利益相冲突。随着“数字丝绸之路”的不断推进,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以印尼为例,2017年,堪培拉外交政策白皮书将印度尼西亚确定为议程的五个核心国家之一,但是印尼在物联网发展方向上更加偏向选择中国,这与澳大利亚的政策背道而驰。同样的境况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马来西亚政府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全方位合作予以高度评价。尽管马澳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交流,两国对待“数字丝绸之路”项目的政策和态度却大相径庭。澳大利亚于2018年先于美国宣布对华为实施全面禁令,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供应商提供5G设备的国家,再加上澳在马来西亚设有空军基地,因此澳大利亚认为马来西亚的做法不符合其利益。这也是澳智库认为“数字丝绸之路”间接对澳大利亚安全和利益造成实际威胁,不利于澳大利亚在沿线国家的政策推进的 部分原因之所在。另外,澳智库试图让澳与美国及“四方安全对话”盟友形成对华统一战线。有澳学者认为,对中国示强和挑衅是澳大利亚维系美澳同盟的“捷径”,再加上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度极高,在关键利益方面不允许有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亚在“数字丝绸之路”上也势必也会跟随美国的步伐。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数字技术崛起造成诸多安全问题,呼吁对中国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切断与中国的数字网络联系,在“志同道合的国家冶中建立独立系统。为此,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国家组成由澳大利亚领导的QUAD技术网络,提出“民主技术策略”(Techno – Democratic Statecraft),试图利用这种“新的、综合的方法驾驭21世纪的技术竞争”。这一常设多边机制试图“为中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安全、公平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与中国的‘数字纠缠’(digital entanglement) 形成竞争, 为印太地区提供的替代方案”。近年来,四方会谈国家也在不断加强这一技术网络的联系,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采取共同立场,企图形成联合制衡。 

4. 3 认知影响 

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负面为主的认知在其国内与国际传播中很有可能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行稳致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以负面为主的认知将对澳大利亚政府决策造成影响。在信息爆炸时代,政策制定者面对海量信息。智库能够发挥其独立性、专业性的特性,将大量信息过滤转化, 并生成及时、易懂、可靠、便于获取和有价值的思想。诚然,从颁布华为禁令到取消签署过的“一带一路”协议,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科技与相关企业加以诸多限制。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带有曲解、夸大的负面评价,一方面会对澳政府、媒体、企业和公众的对华态度形成连锁负面效应,加深政府和人民的对华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智库学者与澳决策者的私人关系也会对这些负面影响形成传播效应,智库报告、评论文章等成果也会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负面认知将会使国际上形成“数字丝绸之路”负面话语体系,对沿线国家的政策考量造成消极影响。近年来,以澳大利亚为领导的“四方联盟”技术网络试图在技术和网络层面全面围堵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实现“去中国”的目标。2021年3月,“四方安全对话”线上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四国将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方面建立合作,以确保其技术的设计、开发、管理和使用取决于四个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因此,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分析和评价与美国、印度和日本相互呼应,形成话语体系以围攻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这些负面话语一旦在国际上形成,沿线国家也会对“数字丝绸之路”的相关项目加大审核力度,其他还未加入倡议的国家也会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对“数字丝绸之路”报以质疑与否定态度。

5 结论与启示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数字化转型为各国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世界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放眼未来,各个国家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而中国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数字、科技建设和优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与机会。然而, 从澳大利亚智库对“数字丝绸之路”的负面认知可以看出,“数字丝绸之路”不断走深走实给澳大利亚等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数字崛起”充满焦虑。对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冷静分析,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助推“数字丝绸之路”行稳致远。

首先,要保持中国市场的极大吸引力与中国数字经济的强劲竞争力。“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涉及的数 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国际通信业务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经济体快速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中国的巨大市场也是沿线国家前 所未有的机遇,双方在相关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是达 成双赢的最佳途径。此外,中国企业是“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华为等高新技 术企业是中国力量走出去的桥梁和名片,为“数字丝绸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们要保持这些企 业的强劲竞争力,将中国科技金融、数字制造业通过各 大企业推向沿线国家,利用中国经济的优势领先地位 和巨大体量,在数字经济上进一步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在具体项目推进时,着力输入高水平技术标准,加强各方数据资源整合,建立人员培训机制,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技术和标准的认同程度。

其次,尊重沿线国家的国情、文化,建立更加紧密 的双边互信关系。“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对象国家普遍存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基础条件薄弱、国情文化多元的特点。而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通讯及网络领域的市场开放,但也带来了信息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重大挑战。因此在“数字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对象国家的政策、法律、文化,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强化各方人文交流,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共商共建治理规则,精准对接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有效需求,建立与对象国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从而增强互信机制。与此同时,加大与沿线国家企业的合作,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创新的新平台,让更多群众从“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中获得实际利益。

再者,要在话语体系上打破西方国家“自由”与“极权”二元对立的竞争观。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带入数字经济领域,试图用“自由”和“极权”的对立观念歪曲“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从而在国际舆论中把握优势,谋取数字科技的优势竞争地位。这种陷阱式的话语逻辑已经是美澳等西方国家抨击中国的惯用伎俩, 也是“冷战思维”的集中体现。面对西方的不实言论, 我们更应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时表明中国互相尊重、共谋进步的立场原则,强调“数字丝绸之路”缩小数字鸿沟、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目标,让对象国家切实感受到倡议带来的益处,用实际行动打破西方话语窠臼。

最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增强中国智库国际传播能力与公共外交能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的主体逐渐朝着多样化发展, 智库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数字丝绸之路”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中国智库要敢于发声、善于传播,及时为政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理论武器,并利用多种渠道和手段让智库成果走出去。与此同时,智库也是政策解读的重要媒介, 在推介与阐释“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方面,智库可以积极利用学术交流活动、高级别论坛、合作研究项目等, 扩大智库朋友圈、外交圈,在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智库团体中求同存异,积极发声,击破西方国家炮制的谎言,在国际传播中激浊扬清。

作者分别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