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加速我国体育智库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体育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塑造我国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体育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议程是指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各方行为主体高度关注的主要提案或相关问题。而国际议程设置，则是指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行为主体根据本国利益需求，向相关国家设定议程的对话方式，并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主导权的过程。国际议程设置“发起者”主要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与地区组织、智库等全球共识性知识生产部门等。因此，国外高端体育智库十分重视在国际场域的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例如：日本国立教育智库，高度重视自身国际化发展，实现传播国际化、学术交流国际化、问题研究国际化，通过召开不同形式的国际交流会议、访谈、对话，积极提升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德国体育智库在欧洲多国设立办事处，常常与国家、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智库进行学术交流与思维碰撞，把前沿体育资讯与研究成果传播到国内，同时，也大力将自身观点或有利政策向国际推广。近年来，伴随我国体育智库参与全球体育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推动国际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外交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提升国家体育形象，增强影响力与话语权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体育智库作为开展体育公共政策与决策研究的咨询服务机构，是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提高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发起者”与“行动者”，对我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提升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１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及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国家体育总局《“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的出台，均提出亟需建设体育高端智库，切实增强我国体育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然而，现今我国体育智库国际影响力较发达国家智库差距甚远。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２０２０》的报道，我国仅有１所体育智库（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研究中心）登上报告。并且，国内学者研究较多集中在体育智库研究建设的概念、内涵与发展路径等方面，对体育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鲜有研究。因此，本文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以议程设置场域为视角构建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模型，以其探究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的路径。 

１ 理论适用与文献回顾

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其场域理论对社会学产生深远影响。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构型或网络。行动者、资本、惯习是场域理论的三大基本概念。场域理论提出后便被广泛应用于体育领域研究。自１９７２年，唐纳德·肖与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诸多学者将其应用于各领域研究。国际议程设置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在区域、跨区域以及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论坛及其他多边外交场合中发起、倡导、推进问题。其中包含问题的提出者（行动者），若想解决问题，问题提出者自身必须在问题对应领域具有足够的权威，具有解决问题的实力（资本），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国际议程设置的“发起—推进—解决”过程来看，议程的设置能力是指议程发起主体对议题内容进行界定，并寻求多方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和支持，通过利益切入点，并使该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能力。与此同时，发起者（行为主体）所提出的问题势必背后隐含着国家的行事体系（惯习），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的提出则彰显着我国谋求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大国思想和理念。可以看出，国际议程设置场域包含布迪厄场域领域行动者、资本、惯习的三要素，因此布迪厄场域理论适用于构建国际议程设置模型的研究。在体育领域中，学者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再结合实践对议程设置进行研究。

２ 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存在的现实困境

在议程设置的场域中，我国体育智库面临着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主要包括：行动者层面，体育智库、国际组织、国家等行为主体之间的话语竞争；资本层面，人才、资金等物质基础和“硬实力”的比拼；惯习层面，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２．１行动者层面：体育智库等行为主体之间的话语竞争

西方体育智库通常占领话语制高点。在国际话语权之争中话语制高点尤为重要，基于“首因效应”，受众对于首先接收到的观点一般持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西方体育智库通过积极举办各类国际会议、对话交流等方式提出国际议题，并由此增强自身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例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期，布鲁金斯学会驻中国的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提升自身国际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便邀请中美学者和政府官员参与会议。

我国体育智库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总体上规矩有余，活跃不足，尤其是与国际规则制定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我国体育智库总体参与力度不足，未充分重视在规则形成过程中嵌入中国因素、施加中国影响的机会。同时，我国体育智库参与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匮乏，涉及领域狭窄。与西方强国在参与世界性国际体育组织的数量方面差距明显，例如：国际冬季体育组织理事会成员共８５人，来自３０个国家，其中６８％的理事会成员来自欧洲，而我国任职人员有限，理事会职位人数仅有３人，导致我国在国际冬季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较弱，影响力较小，议题设置能力不强。

２．２资本层面：人才、资金等物质基础和“硬实力”的比拼

经济或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大国所必备的“硬实力”，但当前我国体育智库在资本建设层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人才队伍单一化。国际体育智库专家分布呈现多元化，例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ＳＩＰＲＩ），其现任委员会成员来自印尼、阿尔及利亚、瑞典、英国、德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且多拥有在联合国、高校、智库、政界任职经历，善于结交各领域人才，成为智库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资金渠道单一，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我国体育智库的资金来源多为财政拨款或高校自筹，缺乏多元化的资金注入渠道，经常导致智库经费不足，保障设施不到位等。例如天津体育学院与上海体育学院的高校智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三分之二资金均来自高校和政府资助，而且资金较少，很难满足智库发展需求。然而，国外高端体育智库的经费和物质保障相对充足，资金来源和渠道呈现多元化，有社会资本的注入以及企业、集团、政府项目支持等多种方式。

２．３惯习层面：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缺乏自己的理论框架与价值标准，创新不足，致使学术界常以外国价值标准衡量我国自身政策，在各领域大多丧失相应概念的定义。体育智库也不例外，定义的丧失，意味着主动权的放弃，以外国的价值观来定义我国相应事物，本质上，是对我国软实力的剥削，导致在国际议程设置中，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与价值标准下，难以提出自身相关议题，难以符合我国文化惯习。在此前，西方国家对我国体育领域的报道中，多是压倒性地使用自身理论与价值，例如在吕小军奥运夺冠后，便讽刺我国体育体制培养“泯灭人性”，不符合美国“人人平等”的价值观。然而，面对部分西方国家明里暗里的“价值制裁”，我国还未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与价值标准，常被牵着鼻子走，难以产生有效反击，为自身辩护。

３ 场域理论视角下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模型构建

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议程设置上所体现出来的“话语实力”，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自身所期望的客观认知和评价，也是评判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参考指标。伴随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地位日渐提高，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也随之增强，例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可被理解为针对国际发展失衡问题的“中国方案”，从议题提出到议题被执行便是一个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

３．１国际议程设置要素模型

国际社会遵循着特定的运行规则，是一个融合行动者、资本、惯习三要素的大场域。如图１所示，在国际议程设置场域中，我国体育智库、外国体育智库、国际体育

组织、传播媒体等为主要的行动者。不同的国家及利益链的行动者，不免带有其自身独有的思维与行动惯习。惯习是我国体育智库与国外体育智库等行动者内化主观精神状况与外化客观活动相统一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其个人习惯、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等个人特性汇聚而生成的集体经验体系与行为动机的统一体。同时我国体育智库与国外体育智库等行动者符合经济人的假定，其惯习均出自其利益角度。行动者的资本表现为其经济、文化、社会、象征四个方面资本：经济资本是指我国体育智库等行动者所可使用的金钱；文化资本是指我国体育智库等行动者所秉持的宗旨及专家的数目、专家的文化水平等所形成文化体系；社会资本为一种关系价值系统，简言之就是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象征资本是指在场域内被其他行动者所认同的资本，源于其自身所存在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议程设置要素模型中行动者、资本、惯习缺一不可。行动者需资本才可行动，资本则需行动者作为其载体进行传播；惯习是行动者的性情与行为，而行动者又是惯习的依附对象；资本量影响着惯习行为，而惯习又会干预新一轮的资本。三要素之间互相影响，协同推进国际议程设置场域的发展，进而借助布迪厄场域理论模型得出基础的国际议程设置要素模型。

３．２国际议程设置场域交互模型

场域交互模型是对要素模型的深化，主要着眼于媒介信息传播行为对人们的新闻选择作用及通过告诉人们内容关注要点，从而将受众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事实上来。提升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就是要将与我国切实利益相关的问题提出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进而解决问题。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将议程设置理论通过划分为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由宏观到微观的三个维度。通常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成为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宏观政策议程），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媒体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中观媒体议程），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微观公众议程），最终帮助我国体育智库高效地将自身问题设置成为焦点问题。如图２所示，国际议程设置场域交互模型主要由：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和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组成。此三场域均包含行动者、资本、惯习三要素，要素间联系紧密，使得三场域互相作用、共同影响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１）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体育组织机构及国际体育智库将关键问题转化为政策过程中所形成的场域。作为国际议程设置场域中核心行动者的国际体育组织与体育智库根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发展方向，结合自身资本与惯习，在体育政策议程设置中将国际性体育问题转化为国际群众关注的焦点，借助国际媒体的影响力，进而提升最终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媒体与国际体育组织和智库的联动，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的议题讨论，协同构建出解决国际重大体育问题的国际性、系统化对策方案，切实增强国际社会稳定性，促进国际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２）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国际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在报道或讨论体育国际事务时所形成的场域。行动者指国内外各大媒体，多数国际媒体为获取广泛关注度，增强其自身国际影响力，时常充分运用其惯习与所具有资本摘选国际群众所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报道。同时在政治、经济、竞技体育制度等多因素的干扰下，国际传媒往往会歪曲事实，对所选定事件进行刻意的“局部化”报道，误导公众对于事件的看法，从而产生错误判断，甚至影响到事件背后国家的形象。例如：孙杨兴奋剂事件，澳大利亚媒体频繁发表有关孙杨暴力抗检的报道，但却未提及当时的检测人员并没有检测执照的事实，导致对孙杨个人以及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３）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是指在伴随国际社会公众高度关注问题产生所形成的场域。行动者包括我国体育智库、国外体育智库、国际媒体等等。根据国际社会存在的关键性体育问题，议题提出的行动者会借助其自身资本及惯习加快推进议题进入国际视野，吸引场域内其余行动者的关注，目的是为最大化获取议题支持，维护自身利益的完成预设目标。与议题相关的行动者，根据其自身发展需要与利益需求，运用自身惯习与资本支持或反对相关议题的制定与实施。而与议题无利益相关的行动者，较高概率不会参与议题讨论，维持中立态度。

３．３国际议程设置要素层次结构模型

最后基于行动者、资本、惯习三要素，本文构建了国际议程设置要素层次结构模型，如图３所示，主要包括：行动者—目标层、资本—基础层和惯习—动机层。在行动者—目标层内，我国体育智库等行动者通过多渠道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目标。资本—基础层中，我国体育智库、外国体育智库、国际体育组织等行动者本身具有的资本是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的基础及保障；但我国体育智库较发达国家体育智库相比，独立性差，资金较为匮乏，发达国家体育智库经费渠道广泛，同时配备专业人员进行资金管理。在惯习—动机层内，我国体育智库等行动者的惯习体现在较为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是一套带有明确目的的行为体系；现今我国体育智库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和话语模式，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还大多是舶来西方的。我国体育智库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应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提炼升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构架和方法体系。

在政策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设置与公众议程设置三者的关系中，政策议程处于宏观地位，公众议程处于微观地位，基层公众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反馈会推进政策的商讨与出台，形成政策议程。而上层政策制定也会导致公众关注政策，形成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处于中观位置，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中介，一方面是政策议题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是公众问题的反映者。在政府借助媒体来影响公众议程时，公众又借助媒体，综合自身的社会经验，向政府提出让政策更接地气的建议。简言之，资本—基础层和惯习—动机层共同作用于行动者－目标层，并结合政策议程设置、媒体议程设置与公众议程设置，探寻出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路径。

４ 场域理论下我国体育智库国 际议程设置的提升路径

通过将国际议程要素、场域交互、层次结构三者相结合，并应用到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国际公众议程设置三维场域中，深刻剖析，精准定位，为我国体育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４．１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

４．１．１行动者—目标层：增强体育智库建设的国际化进程

创新思维理念，深化合作交流，是推进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当今时代，作为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的行动者（体育智库），面对决策议题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应深度参与到具体议题的观察和分析过程中，深化合作交流。而我国体育智库建设因起步较晚，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与西方国家不同，尚未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智库。

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应积极参与国际政策议题设置，通过议题设置、解决、反馈交流等加深与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内其他行动者间的互动、交流与认同，进而促进我国体育智库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提升。例如：美国公民教育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ｉｖ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通过设置并解决全球性的国际教育议题，向世界传递自身推广以及美国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Ｃｉｖｉ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公民养成方案）在捷克、波兰等６５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高度好评，在提升当地教育水平的同时，极大程度增强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我国体育智库应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和机构举办的各类论坛、会议，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积极建言献策，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加速提升我国体育智库建设的国际化进程。

４．１．２资本—条件层：打造智库人才结构的多元化

高端人才是体育智库发展的基石，国际治理人才更是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场域发声的代言人，是讲述中国体育故事的朗读者，是加强我体育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体育智库人才多是由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高校培养模式所孕育出的具有极强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但是实践经验、政府工作经验及国外工作经验相对匮乏。西方高端智库则强调智库学者的实践经验，通过与政府间双向人才交流机制—“旋转门”，打通固有的学者培养模式，进而增强体育智库决策的科学性。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应培育跨专业人才，例如经济、计算机、医学等多学科人才，借助学科交叉优势，增强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另外，应培育实践型智库人才，提高智库人才综合性能力，在保留我国体育智库优势人员流动机制外，实现中国化的“旋转门”，不但可与政府人才互通，也可与企业、高校、民间体育组织等形成多元化旋转门，做到智库人才多元化，实现“才尽其用”。与此同时，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可申请并派遣相关体育智库专家前往国际体育组织或机构任职，推动体育智库人才的国际化发展，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决策。

４．１．３惯习—动机层：旗帜鲜明，捍卫国家权益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全球性问题极度考验世界各国政府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而我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以较快速度推动全方位多领域全球化建设，进而使得国家利益面更为广泛。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场域中，应树立起符合时代特征的新世界观与国家利益观，坚守国家立场、承担国家责任、树立起完善的国家战略大局观，在体育领域捍卫国家权益，遏制相关国际体育组织或机构在政策议程设置场域内，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制订出损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与规定。例如：国际乒联自１９９８年开始限制参赛人数、小球改大球、改变发球规则、改变抽签赛制等多项内容，意图通过更改规则来削弱我国乒乓球实力；面对此类政策规则的制定，我国体育智库应积极“发声”，坚决维护国家与运动员的权益，据理力争，力防针对我国不合理的政策制度。

体育智库也需要及时发现我国和世界体育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我国体育立场、体育智慧、体育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从而通过广泛的讨论与协商，进而达成共识，实现议题的解决；在提升中国体育软实力的同时，发出中国体育的声音，讲好中国体育的故事，塑造出中国体育好形象。

４．２ 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

４．２．１ 行动者—目标层：引出议题，增强舆论感召力

我国体育智库作为行动者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的目标，便是引领议题，将自身密切相关议题引出，可借助国家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出相关体育议题，从而获得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内其他行动者的支持，进而提升自身舆论感召力。

在第２４届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因为表现出众，被美国媒体指责“忘恩负义”；朱易因为比赛失误，遭网络讨伐；执教中国短道速滑队的韩国教练安贤洙，因为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队成绩优秀，被韩国媒体指责等等事件，这些都是舆论场发生了撕裂。虽然当前越来越多的我国体育智库专家、学者们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尝试借助媒体平台传播智库思想，但仍然局限于国内媒体，导致在一些大型体育事件的舆论中，我国体育智库的声量较弱。

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应积极承担起国际传播责任，通过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内引领议题，还原事件“真相”，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同时提升自身舆论影响力，例如我国全球化智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ＣＧ）在慕尼黑会议、巴黎会议、雅典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设置场域内主动引领国际议题，面对美国的多方打压，却选择正向议题推进中美合作，加深中美交流，进而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增强智库自身的舆论感召力。

４．２．２资本—条件层：拓展媒介，打造国际新媒体矩阵

现今，对于全球智库而言，新媒体领域不单是其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根据地，更是其建设自身良好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智库早已敏锐发现这一趋势，并有意识地建立起符合各自需求的新媒体矩阵以迎合时代变化，率先在国际新媒体传播领域中抢占阵地，通过信息扩散、舆论引导等方式，牢牢掌握“麦克风”吸引民众跟从，进而实现自身利益获得。例如加拿大体育伦理研究中心、英国伯克贝克体育商务研究中心、德国联邦体育科学研究所等体育智库均一定程度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设立账号，将智库“智慧”在国际新媒体以矩阵形式传播，进而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反观我国体育智库，较少利用官网、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积极传播“智慧”与增强影响力，作为数据信息开端（分享者）及终端（使用者），却呈现出对研究成果较强的封闭性。

因此，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我国体育智库要在全面发展中彰显自身的特色和优势，首先应打造国内“三微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客户端，与报刊、书籍传统传播渠道相结合，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实现国内传播矩阵。此外，还需要打造国际媒体矩阵，打造智媒互助国际传播新平台，实现国内、国外多渠道传播，让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充分传播，迅速引起其他行动者的注意。

４．２．３惯习—动机层：加深交涉，增强“智慧”共鸣

２０１９年上海科学院发布《中国智库报告》中显示，我国体育智库目前传播力不强，尤其缺乏国际领域的“智慧”传播，存在着国际传播渠道受限，中外话语体系、话语内涵不对接，合作交流方式受约束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体育智库对外传播，进而导致自身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匮乏。

在国际媒体议程设置场域中，我国体育智库应响应国家号召，体现我国和平发展、互帮互助的文化底蕴，这正是我国体育智库所蕴含的惯习。在此惯习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远景目标。我国体育智库加强交流交涉，增强“智慧”共鸣，增进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媒体上的辨识度，获得其他行动者的支持，维护各国利益，促进世界体育新发展。国际体育智库目前已有意识地展开国际传播与交流，例如澳大利亚ＡＩＳ体育智库高度重视国际传播，打通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路径，线上将自身智库观点与成果公布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体育核心网站上（ｗｗｗ．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ｆｏｒｓｐｏｒｔ．ｇｏｖ．ａｕ），借助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交平台与各国媒体和网民密切交流，并积极发布最新研究内容。线下ＡＩＳ通过讲座与研讨会或是举办与参与国际会议等形式开展更为广泛的智库研究成果展示和思维碰撞。此类线上、线下多渠道交流模式，一方面有助于促进该研究项目的深入挖掘，逐步推动体育智库的学术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也变成ＡＩＳ国际传播的助推器，增强其国际传播力及国际影响力。

４．３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

４．３．１行动者—目标层：面向国际，争夺国际体育话语权

国际体育语权是提升我国体育智库议程设置能力的重要一环。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影响力与号召力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尚未拥有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力量。体育智库可以凭借国际话语权引领国际体育议题，制订理论范式，将全球主流思想归拢到自己的框架中来，推动自身成为全球思想的主导者。现今，西方智库一直是国际议程设置的推动者和引导者，这种“柔性霸权”加速形成和巩固西方智库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例如：宗教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行为准则等众多关键议题均是在西方的思维框架中所提出，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学术研究，更无形地渗透进国际政治的实践层面。英国伦敦大学教育智库（ＩＯＥ）将其有关教育理论与问题框架，推送给专家以及相关国际议题的专业人士和广大群众，增加全球范围内的认同感，其国际话语权自然得以提升。因此，面对强大的西方高端智库，我国体育智库在国际公众议程设置场域中亟需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取长补短，加快提升我国体育智库科研能力，制造出国际领域内的中国理论范式，将其广泛传播，增强体育智库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话语权。

４．３．２资本—条件层：经费多元，保障体育智库建设

充足的资金是我国体育智库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体育智库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在国际公共议程设置场域中，若未有稳定且丰富的资金源，那么在管理运营、人才引进、国际交流等方面将受限，则难以实现引领议题、讨论议题并解决议题。与我国相比，美国高端智库运营费用较高，例如：哈德森研究所每年运营经费在７００～１０００万美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更是高达近６０００万美元。现今我国体育智库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仅有少数体育智库经费充足，比如：清华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资金还较为充裕，但我国整体体育智库自负盈亏能力明显不足。反观美国智库经费不仅依靠政府支持，还依靠个人、基金会的捐款、代言费用以及出版物收入等渠道增加收入。例如布鲁金斯学会２０１４年度报告显示，该学会２０１４年总收入为１亿７５６万美元，比２０１３年上涨１０００万美元，其中８６％来自资助和津贴，１０％来自其基金会，２％为出版收入，其余的２％是一些其他收入。因此，我国体育智库可效仿美国智库，拓展收入渠道，进一步促进高校、企业、民间组织、基金会对智库的经费支撑，维持收支平衡。同时也需加强经费管理，要尽量避免因经费而影响到智库的科研成果，促进经费公开透明，确保成果的科学性与独立性，进而在保障体育智库公众议程设置场域内的资本供给，确保体育智库公众议程设置能力的稳步提升。

４．３．３惯习—动机层：增强合作，构建国际朋友圈

在现今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中，我国许多智库缺乏国际发展的意愿。其中体育智库更是缺乏对国际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法的认识，不仅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意识较为薄弱，借助国内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动自身发展的意识也不强，致使体育智库研究成果较难与全球接轨，体育智库国际化水平较低。

我国体育智库作为国际议程设置场域的行动者，其惯习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文化积淀着一个国家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我国体育智库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文化内敛不张扬的秉性，因此体育智库国际化发展较为“佛系”，但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打压，例如兰德公司（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胡佛研究所（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亚洲协会（ＡｓｉａＳｏｃｉｅｔｙ）对我国实施的“新冷战化”，我国体育智库应根据形势转化惯习，积极对外传播交流，内外联动，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维护国际体育正义的同时，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例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起成立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在“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高端智库云端论坛中，引出“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相处的正确选择”等议题，获得场域内其他利益相关行动者支持，对我国维持自身权益、促进中美关系、降低国际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我国大国形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５结语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提出，在国际层面，要加强我国国际体育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全球体育治理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体育智库是提升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重要保障，但受到多因素制约，我国体育智库较发达国家智库差距较为明显，因此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构建了理论体系模型，探索我国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路径，为体育智库的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同时也寄希望推进我国体育智库国际化发展，为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刘晖（清华大学 体育部；２．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邰峰（清华大学 体育部；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韦庆峰、刘波（清华大学 体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