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的布迪厄式阐释:以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为例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10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李静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生物安全议题被美国政府 不断提上国家议程。 美国智库作为精英阶层的代表, 通过生物安全话语建构与传播,有力推动美国国会、国 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部门以及总统等国家领导人不断提高对生物安全的重视。 研究美国智库在生物 安全话语权的建构机制既可以洞悉美国国家生物安全 政策话语的生成过程及未来趋势,也可以为提升我国 智库生物安全国内和国际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现状 


国内对美国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安全治理角度出发对美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研究。例如,有对美国国家生物识别体系建设与生物安全治理的特征、挑战的分析和对中国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的启示研究。以及对美国三大体系构成的反生物恐怖主义的政策框架研究。二是从文本出发对美国生物政策和措施的解读。例如,对美国在2018年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文本分析以及对我国生物安全建设的借鉴。三是从话语视 角出发对美国安全话语的研究,将生物安全话语置于安全话语之下进行阐释。例如,借助语料库检索工具 对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 

已有的研究从质性和量化两个层面,为我们全面理解美国生物安全政策、生物安全体系以及国家安全体系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国生物安全安全话语的显性解读探讨较多,本质上还是对文本本身的解析,对生物安全话语本体之外的生成机制、传播机制和传播媒介等隐形力量的研究涉及较少,未能全面深入呈现美国在生物安全话语权的生成全貌,尤其在当今世界对于话语软实力日趋重视的背景下,生物安全话语软实力成为大国竞争与博弈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文拟以美国智库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通过案例梳理和分析,解析其在国家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方面的作用机制,对智库话语量化研究和结构研究起到补充的作用。选择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作为研究对象,源于该智库一直聚焦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等专业议题,属于美国典型的生物安全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影响较大,同时,研究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多是美国生物安全领域或国家安全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话语之外的隐性因素以往并没有被纳入对美国生物安全话语权研究的范畴。

 

2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智库实践的另一种探索 


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传统上分裂对立的“结构”与“行动”二元图式整合协调起来, 形成一种取代二元论的动态的结构化过程。要实现思考、行动和决策能力,布迪厄用一个简单明确的公式来说明社会实践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实践的历史法则:实践=(惯习伊资本)+场域。 

2. 1 场域:融合行动者竞争的开放空间 布迪厄指出,场域是一种关系系统,由各种不同地位所构成的一种多维度空间。场域是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一种空间构型, 行动者以其特定的位置所拥有的资本而产生冲突和竞争。场域的多维空间打破了传统线性关系结构,为行动者提供竞争和合作的场域空间。行动者在多元场域的相互竞争中,实现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的过程,实现社会关系的改变。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行动者倾向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2. 2 惯习:消解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 “惯习”是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能够促进结构发挥作用, 在这种倾向系统之下生成和组织的实践活动和表象活动能够客观地适应自身的意图。简单地说,“惯习”是一种感性动态结构, 是品味、性情、偏好和被结构化的产物,它使行动者能够识别某个场域或特定场域的价值所在。“惯习”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赋予行动者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也使“惯习”成为一个系统动态的结构。 

2. 3 资本:行动者场域竞争的隐形工具 社会实践,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有意识地将社会资本的效益最大化。资本具有不同的形式,包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社会环境决定了对资本的占有可以使行动者更容易获得话语权。他在对社会结构细致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在不同场域中的变体和作用的阐述,揭示资本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在社会场域中的作用。 

2. 4 嫁接:社会实践理论在智库实践研究中的应用 梅德韦杰夫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提出智库 运行至少要在四个场域获取和部署他们相应的资本, 包括经济场域(获取经济资本的手段)、政治场域(获取权力和来自权力阶层的关注)、媒体场域(获取知名度)和学术场域(获取学术声誉)。梅德韦杰夫对智库场域与智库资本关系的探讨本质上是对智库结构边界意识的反思,智库实践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契合之处就在于智库实践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智库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它们跨越边界的能力赋予了它们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和弹性空间。 


3 演变与延伸:美国智库话语权建构的布迪厄式阐释 


根据布迪厄和梅德韦杰夫的观点,智库能够创造一个动态的权力场域。 它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定义规则, 将思想和知识合法化,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话语体系。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作为美国专业的生物智库,对国家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起到引领作用,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3. 1 场域建构:建构并拓展生物安全话语多元化生产和传播 场域是话语权力博弈的动态空间。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话语场域建构主要是对三个场域的建构与整合。 一是,智库场域。智库场域是智库话语生成的话语场,是美国政策话语合法化、科学化和制度化重要的生产空间。二是,政策场域。政策场域主体对象有政府机构、政策咨询机构以及国内和国际该领域相关组织,是智库思想精准化传播的受众空间。三是,传播场域。传播场域是智库话语得以有效传播的媒介网络组合,包括社会媒介场域和数字媒介场域,是智库政策层级化传播的媒介空间。各个场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交叉融合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空间。 

一方面,注重场域间的对话,建构多元化场域空间,助推智库生物安全话语进入国内和国际主流安全话语体系。例如,通过不同场域对话,消解分歧,修复认知差异,强化认同空间。2014年至2015年,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在华盛顿组织四次公开会议,讨论生物威胁意识、预防和保护、监视和探测、反应和恢复等议题,邀请部分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州和地方代表、思想领袖以及专家学者参与,探讨国家生物防御体系中的弱点,最后形成共识,通过智库报告《国家生物防御蓝图》提出具体防御措施,供政府部门参考,同时,继续通过其他公开会议、报告和活动,针对生物防御措施向美国政府最高层建言献策。这些举措为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法案(2016)》议案进入立法程序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智库场域、政策场域与媒介场域有机整合,构建生物安全多元对话场域。拜登总统上任初期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与该智库在2015年的开创性报告《国家生物防御蓝图》、2021年的《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 战胜生物威胁》和《危机中的生物防御: 解决国家脆弱性所需的立即行动》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一致。 

另一方面,注重系统性场域空间建构,关注场域间的连贯性,形成智库、政策、传播场域联动作用的效应。例如,通过系统性场域,深化对同一议题的认知,扩展认同空间。2021年7月9日,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敦促国会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生物防御,减少国家面临的风险,同时,给20个参众两院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和高级成员以书信形式,详细阐述国会应纳入最终立法方案的50多项生物防御建议,内容涵盖16个关键基础设施部门。2021年7月13日,通过新闻发布建议国会立即采取行动,强调保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生物威胁。又如,2021年12月8日,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组织雅典娜议程,邀请各领域专家讨论如何执行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跟踪2021年1月发布的《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实施反馈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联邦政府对该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2021年12月10日,该智库开展新的公众意识运动,通过新闻、网站、推特和其他平台向公众传播该计划,深化美国大众对实施《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紧迫性的认知。各个场域之间衔接连贯,逐步推进,建构并强化连贯性舆论场域空间。 

3. 2 惯习传承:根植于国家安全话语语境打造生物安全话语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惯习”概念逐渐明确和强化,智库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思想生成和传播的重要力量。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虽然2014年才成立,但对“国家安全”这一国家“惯习”的融入、传承和创新得到彰显,注重在美国国家安全话语语境中打造引领性生物安全话语体系。“评估”与“改变”成为该智库融入美国国家安全“惯习”的核心价值理念。

一方面,植根国家安全话语“惯习”,嵌入自身倡议性生物安全话语。体现在该智库秉承国家安全话生产和传播语模式,思想产品的生成过程,基本模式是经过智库、同行或合作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安全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集体论证,再进入报告撰写与传播环节,最后融入国家整体安全话语体系。例如,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在2021年1月发布的《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中,首先赞扬拜登政府制定的一项新的美国大流行病防御计划,能够大力推动国家加大投入,迅速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生物威胁。在分析新冠肺炎的危害性和美国巨大的付出之后,再次重申未来病毒大流行的风险在增加,然后提出可行道路,即《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接着阐述了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将不仅为美国国内治理提供机会,还可以使美国领导全世界迎接这 样的挑战。为了使这个倡议性话语更加合理化,该报告还回顾了1960年人类登上月球的重大事件,以及美国提前完成阿波罗11号的任务,创造了人类历史,强化疫情防控与治理比起更加艰难的登月计划还是容易很多的话语语境。

另一方面,立足智库安全话语场域,强化自身机构 性安全话语“惯习”。例如,已发布的10份报告的主 题和理念与美国国家安全理念十分契合。10份报告分别为2015年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2016年的《生物安全指数》、2017年的《保护农业与畜牧业》、2018年的《生物防御预算改革》、2019年的《坚守生物防御阵地》、2020年的《生物防御诊断:无计划着陆的盲目飞行》、2021年的《危机中的生物防御——解决国家脆弱性所需的紧急行动》、2021年的《隐形风险:生物安全威胁下的重要基础设施》、2021年的《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2021年的《拯救西西弗斯: 21世纪先进的生物 探测技术》,主题始终围绕“防御”、“生物威胁”、“安全”等展开并逐渐强化。一方面,10份报告迎合各个时期美国生物安全形势需求,提供相应的策略建议。另一方面,报告本身具有内在的思想连贯性和创新性。如,2021年的《阿波罗生物防御计划》对2015年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进行引述和延伸,“2021年,根据《国家生物防御蓝图计划》 中的第四条建议,作为统一生物防御预算的一部分,国会应要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为阿波罗计划提供跨领域的生物防御预算。”又如,《隐形风险:生物安全威胁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对《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倡议的超越,更强调应对威胁的行动价值观取向。总之,维持和发展连贯性智库思想体系,对智库话语的合法化和话语权建构起到 强化作用。 

3. 3 资本融合:整合各类资本生产与传播智库生物安全理念 资本的有机整合能够促进智库思想生产与传播的增量。根据布迪厄对资本的分类,智库资本可以分为学术资本、象征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在资本利用与融合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注重象征资本或权力资本整合。例如,该智库高层领导基本都有在美国政府机构、安全部门、卫生部门等关键领域工作的经历,为智库成果顺利进入决策层提供了权力资本。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一位是前参议员乔·利伯曼,担任过参议员、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等。丰富的经历为他塑造了服务美国安全和倡导美国国际领导权的领导人形象。另一位主席汤姆·里奇,担任过美国国土安全部首任部长、宾夕法尼亚州两任州长、美国众议院议员、国防分析研究所、总统和国会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私人和公共实体的董事。该智库的统筹协调员帕特里夏·德拉索塔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担任30多年的高级指挥官和教官,擅长秘密情报行动谍报技术,在反恐、秘密行动、反间谍以及国内外联络行动等情报收集领域经验丰富,指导和协调能力较强。据2021年12月2日Homeland Preparedness News 报道,前美国众议员苏珊·布鲁克斯和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佩吉·汉堡也成为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的专家,在国会任职期间,苏珊·布鲁克斯推动该智库《国家生物防御蓝图》中的相当一部分建议被纳入《大流行与全风险防范与推进创新法案》中。此外,2021年11月5日,拜登政府新增外交和国土安全团队成员中,现任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委员的肯尼斯·韦恩斯坦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和分析的副部长,为该智库提高在美国政府场域的生物安全话语权提供了更有力的象征资本。

其次,注重高级学术资本的积累。 学术资本是智库思想的根本来源,该智库学术资源丰富,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例如,四位委员不仅具有从政经历,还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背景。委员沙拉拉兼具学术和政治身份,她曾担任迈阿密大学校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并在克林顿总统时期任职于众议院。又如,当然委员约纳赫·亚历山大教授,目前既是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恐怖主义校际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又是国际法研究所校际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其他国际学术机构恐怖主义研究项目的主任、国际关系研究的教授, 以及多份国际学术期刊的创始人和主编。

再次,注重“权权联合”。“权”是指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和带来“象征权力”的职位。新闻是智库传播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可以为智库建构最有利舆论空间。一方面,对智库成果生成和作用过程有针对性 地打造传播路径。主要发布平台多为国内和国际知名 新闻媒体,如 BBC World Service,Homeland Preparedness News,Homeland Security News Wire, 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即“威胁”、 “威胁”和“预防”等安全警示功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经济资本扩大智库安全思想传播范围。例如,智库主席汤姆·里奇所创立的里奇环球公司是一家全球化公司,在美国国内和全球安全风险管控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为他在智库的工作提供了平台资源和背景支持。担任过参议员的智库委员达施勒,也是达 施勒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集团是一家全球 战略咨询公司,为客户提供政策和政治问题方面的咨询服务。经济资本的介入为美国生物安全思想的 国际传播提供了隐形的途径。

最后,建立并维持稳定的捐赠来源,为智库生物安全研究提供有力经济资本。捐赠者多为美国和世界级的大型公司和组织,如,世界最大的宣传协会创新生物科技组织,代表美国和30多个国家的成员公司、国家生物技术团体、学术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稳定的经济资本不仅为智库研究提供物质保 障,也为智库其他资本的运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 引申的思考:提升我国智库国内和国际生物安全话语权 


美国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话语权建构的经验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复杂的党派利益影响,我们不能也无需照搬照抄,并且该智库越来越强化的“威胁”防御意识对美国和世界生物安全话语的影响值得警惕。但是,该智库话语权建构的视角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批判性地借鉴。我国生物安全治理在疫情期间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与之相匹配的生物安全话语体系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社会实践理论为切入点,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一步完善我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体系,提升我国智库国内和国际生物安全话语权。

4. 1 协同多元场域,建构生物安全话语科学体系 智库生物安全话语的生产、传播与评估的过程应协同多元场域,使生物安全话语的生产和作用路径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 每个过程对应相应的场域,经过研究、论证、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各场域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连贯协同的话语场域空间。在研究场域,优化跨学科、跨智库以及与国际机构合作的研究机制,推动生物安全话语体系的国内和国际对话,提升智库在国内外生物安全话语场的话语地位。生物学研究在学科划分上属于理科,智库研究属于管理学,话语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和语言学的范畴,在研究场域建构智库生物安全话语的科学体系,跨学科的融合、跨智库的对话和国际合作研究等尤为重要。 

在论证场域,生物安全政策既需要智库科研人员的论证,也需要来自其他场域专家的评估与研判。智库可以进一步扩大参与群体,集国内外智库学者、高校学者、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卫生部门专家、防疫部门专家、政府决策部门专家、传播机构与媒体人员、民众代表等,采取多场域论证,增加论证次数,尽可能预判安全中的风险因素、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形成生物安全话语统一的科学表述。在生产场域,加强智库生物安全话语生产的规范管理与科学生产,提升智库专业研究人员生物安全高质量思想产品的生产能力,使之能够真正有效融入国家生物安全话语体系和国际生物安全话语体系。在传播场域,应该关注国内和国际生物安全舆情形势,利用隐形或有形的资本传播智库生物 安全思想,提升国家在国内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全球 生物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还应加大与国际场域的对话,形成常态化国际传播机制。 

4. 2 坚守智库使命,构建生物安全话语价值体系 惯习对智库行动有塑造的功能,同时智库行动也影响惯习的表现。智库与惯习的关系体现在国家层面和智库层面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与践行。

一方面,在国家层面,我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权建 构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价值理念之下进行,应该体 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生物安全观的思想内核和文化价值观。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根本上是一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不仅体现我国新型智库生物安全研究的使命 担当,更应该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现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价值取向,体现我国追求全人类生物安全的价值追求。国家生物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涵之一,智库话语体系建设应该具有层级性,对应国家生物安全的具体层面,如风险预判、疫情联合防控、生物恐怖主义、生化武器等等,采取适当的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建构不同的话语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在智库层面,不同智库应打造和传承具有各自特色价值理念的生物安全话语体系,助力国家生物安全话语权的提升。智库思想系统化、科学化、创新化和可持续化发展是智库的根本生命力。智库的生物安全倡议应该具有智库鲜明特色,具有智库历史沿革和文化底蕴,而不是短期的主张。这也需要智库在生物安全话语人才储备、各项机制以及智库文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 

4. 3 善用内外资源,重塑生物安全话语传播理念 智库利用各类资本的形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现不一。我国体制内智库在职能范围内可及的资本主要是学术资本、媒体资本,权力资本,部分社会智库可能扩展到资金资本。我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传播应当形成由智库资源、学术资本、大众媒体、权威人士、安全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等组成的多维度多元化的传播模式。

首先,智库生物安全话语生产应该实现“去西方化”模式。智库作为生物安全话语重要的生产者,在高端学术资源、权威人士以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资源整合过程中,既要具备国际视野,提供国际资源和研究平台,也要深挖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话语资源并积极融入国际对话,这是我国生物安全话语权国际建构的根本。其次,智库生物安全话语传播应该实现“去精英 化冶模式。生物安全话语传播对象通常限定于特定的群体,普通人对于生物安全的概念并不熟悉,但是思想传播应该高于内容传播。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的生物安全概念,在智库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内容上可以转换叙事方式,途径上可以整合国内外传播资源特别是国内新型媒体,实现分众传播,尽可能扩大传播范围。最后,智库生物安全话语传播应融合“品牌化”模式。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智库生物安全话语的权威性塑造不仅依赖智库的学术资源,也依赖于生物安全领域权威人士的影响力。一方面积极打造智库研究品牌,提升智库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生物研究和生物安全部门权威人士的专业水平、学术影响和国际权威,以个人的影响力促进智库的影响力以及国家的影响力,也是话语权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 


5 结语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为智库话语权建构提供了一个超越文本结构的解释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过多注重对智库报告分析的不足之处,更科学、更全面地阐明美国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生物安全话语生产、传播和再传播的隐性力量,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机制研究和实践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本文选取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作为研究对象,但美国智库数量庞大,类型复杂,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未来,可以扩大智库样本信息采集范围,应用更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将美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权建构中的隐性传播力量可视化和数据化,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智库生物安全话语机制提供更直接的参考。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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