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智库一般是指政策专家所供职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与政府、企业及公众等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供咨询。作为国家重要的智力资源和决策咨询机构,近年来智库的角色和功能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各国智库的管理体制、规模结构、服务对象、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冶,以及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以来,我国的智库发展迅速,正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更是对我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工程需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与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关键核心支持。因此,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问题研究,提升国内外的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而从我国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广大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既缺乏长期在对象国留学、调研、考察访问的经历,也缺乏系统的一手资源积累,同时研究方向略显单一,对象和成果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政治、外交、安保领域,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发展智库的国家之一,通过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实施对外政策,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词典《广辞林》将智库的定义为“汇集各领域专家,围绕社会开发、政策决定等问题和战略进行调查和分析,并提出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建议等的研究机构。”学界一般将日本智库的发展大致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整合期3个阶段。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也先后总结和分析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模式,并将其视为深入研究日本对外战略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因此本文将在回顾日本智库开展海外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近年来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运作机制,并比较官民两种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差异,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新型智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1 日本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

长期以来,智库在日本的海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在二战前就有类似智库的机构,最著名的是1907年由南满铁路公司成立的为日本对外殖民和对外侵略提供服务的“满铁调查部”。此后日本还陆续诞生了“三菱经济研究所”“昭和研究会”“东亚研究所”等类似组织机构,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帮凶。而随着侵略战争的失败,包括“满铁”在内的一大批海外研究机构被撤销和改编,日本的海外研究一度停滞。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才开始通过学习欧美智库建设的经验,将过去的海外研究机构改头换面以研究会的形式重新成立。例如专门搜集和研究中东国家情报的“中东调查会”就于1956年重新成立。而在官方层面,1959年在首相吉田茂的亲自推动下,成立了直属于外务省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这也是日本战后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问题智库。

伴随着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开始腾飞,并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为了与亚洲各国开展经济合作以确保进出口市场的稳定,获得各国社会经济的基本资料并制定经济合作的方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工商界和学术界的推动下,由当时的通商产业省牵头于1960年成立了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这一时期,日本企业开始陆续赴海外投资建厂,对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有了迫切的需求,一些半官方和民间机构也逐步参与到海外研究的行列中。尤其是以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大和总研等为代表的由日本大型企业财团组建的智库机构先后成立,并伴随着其客户对国际市场资讯的需求开始积极搜集相关信息。其中,1970年被称作是日本的“智库元年”,伴随着智库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97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并于同年在政界和商界的共同推动下成立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该组织通过围绕公共政策展开研究合作、搜集国内外智库信息等方式推动了日本智库组织的发展。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智库的发展先后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和“第三次高潮”。这一时期,随着“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被迫迅速升值,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将投资的重心转向海外,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如保险、证券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智库机构,如富士综合研究所、安田综合研究所等。同时,以笹川和平财团为代表的,以推进国际理解、国际交流及国际合作为宗旨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增加,这些机构无疑成为了日本发展文化软实力,塑造和平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撑。

进入21世纪,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十年”,日本的智库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更多的非营利型独立智库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政党、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成立智库并积极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中,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伴随着社会经济需求的改变,一批经营困境的智库被关闭或整合。在此背景下,日本从事海外研究智库的类型也日趋多元。但相较于关注宏观层面如国家战略、外交政策的智库,围绕具体项目开展经济、社会、文化等中微观层面的调查研究的智库发展状况更加良好。近年来日本的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措施,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援助、环境合作、科技与文化交流等,智库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2 日本智库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运作机制

相较于欧美智库源自于民主意识与政策多元的价值理念,日本智库成立的初衷则更多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即为超越相对保守的官僚体系,以促进新的思想和政策的产生。因此,西方所常见的“旋转门”机制在日本较少出现,日本智库往往难以在日本外交决策中扮演与欧美同行同等的角色。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并未建立起与智库开展沟通协作的正式机制,政治家和各级官僚征询外部政策机构建议的意识也相对较低。直到1997年以后独立智库的增加,才开始有越来越多地智库注重政策和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但直至今日仍然不是日本智库的主流。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智库是独立于营利性组织和利益团体外的独立存在,日本的智库半数以上为营利型智库,通过项目委托维持生存,而并非西方那样大多由基金会或社会捐赠予以资金上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日本智库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务领域和运作模式。由于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在“贸易立国”的国家战略下,对外交往侧重于经贸关系,因此除少数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关注政治、安保等议题,绝大多数智库专注于经贸领域。直到“第三次高潮”以后,关注政治安保议题的民间智库才开始增多,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外部经费支持,时至今日,日本智库的研究活动仍然明显偏向于具体的产业经济领域。

2.1 项目导向的研究模式 接受项目委托是大多数日本智库主要的资金来源。委托方既包括各级政府部门,也包括企业和业界团体。这一方面就要求智库能够随着国际社会的最新动态和委托方的项目需求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又使得智库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均保持密切的联系,能够为委托方提供现实和有效的建议。因此,日本的智库普遍组织规模不大,以20人以下中小型智库为主,为了弥补一线研究人员的不足,往往需要聘请外部的兼职研究人员。因此少数有影响力、能发声的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同时身兼数个智库的头衔。

如图1所示,日本智库的运作模式普遍采取项目驱动的方式展开,其研究在议题设置方面较为模糊,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中微观层面,即针对重点国家和地区,以具体的产业部门或社会领域开展扎实的数据搜集或实地调研。从而确保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民间企业等提供参考。野村综合研究所近年来其获得了多个有关海外智慧城市的项目委托,来自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在综合多个项目的调研经验,以及对政策部门和企业进行大量访谈的基础上,野村综合研究所于2019年和2020年先后发布了两版研究报告“智慧城市报告书:作为项目机会的海外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报告书:从构想到实现”。报告书首先对智慧城市的定义、背景和意义、以及对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报告同时还具体分析了美国的GAFA、中国的阿里巴巴等海外主流企业的动向,以及讨论了日本企业将面临的可能问题和主要发展方向。可以说,日本智库开展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往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更能够根据项目需求动态调整团队的成员构成和研究方向。

而针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需求,日本也形成了许多专业性的智库机构。例如铁道综合技术研究所常年负责收集和整理海外最新的铁路技术和市场信息,近年来围绕推动日本铁路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研究。而知识财产研究所近年来也围绕海外知识财产权赔偿问题、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标保护等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由于各自在其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日本政府部门在制定一些对外政策和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常常会邀请专业的智库就政策方案展开讨论。例如2013年以来所推动的“基础设施系统输出战略”,就由首相官邸先后召开了数十次战略会议,其间不少智库也被首相或内阁成员邀请讨论或征求建议。2020年围绕具体的实施政策和重点支持方向,经济产业省也召开了“基础设施海外推广恳谈会”,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等智库机构均是该恳谈会的成员。

2.2 细致的数据搜集与田野调查 相较于政治安保领域,产业经济方面更加需要即时和详细的第一手数据。日本政府相关省厅需要根据具体社会经济数据科学制定对外贸易、投资、援助等方面的战略,而对于很多希望投资海外的、尤其是制造业中小企业而言,往往没有足够的渠道独自了解当地的基础信息,因此智库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少智库均会定期公布针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环境的调查数据,同时也会凭借自身的合作网络获取各国的官方数据。亚洲经济研究所长期搜集了包括各国政治经济动向、经济情况调查,搜集和出版相关图书、杂志、报纸、地图、法令等资料,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资料的种类和数量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同时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向各国派遣研究人员开展田野调查。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也专门成立了科技智库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其主要工作就是对世界各国的科技状况进行分析,为日本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提供参考。研究开发战略中心每年都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例如2019年为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法国、中国、韩国、印度)的科技政策形成机制、科技金融体系、科技政策基本内容、科技研发投资战略等进行系统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研究报告。

同时,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日本不少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接受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委托,围绕各国社会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技术能力等开展了相应调查。以保险巨头日本生命保险下属的日生基础研究所为例,其就针对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每月提供实体经济、通货膨胀、金融政策的动态报告,每季度提供各国的GDP提供详细的解说和经济展望。此外,还对亚洲各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展了实地调查。而国际环境经济研究所也定期搜集世界各主要国家最新的环境政策和能源政策,从而为日本政府制定国内环境能源政策、以及开展国际环境能源合作提供参考。

2.3 构建跨国研究网络 国际问题研究的展开,同样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亚洲经济研究所为收集即时数据和资料,服务于相关课题研究及政策建议,先后与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印尼科学院、老挝国立经济研究所、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起合作研究网络。同时,亚洲经济研究所还通过大量聘请海外专家学者作为海外客座研究员并为其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以弥补国内研究团队的不足。与之相类似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全世界上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多元的合作关系。而产业经济研究所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开展了多项合作研究。

而为了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国际化,并通过参与环境保护、扶贫、防灾等全球性课题参与全球治理,日本的一些智库也积极与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作为日本最大的关注环境问题的智库,长期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亚太地区全球变化研究网络、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国际热带木材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等国际机构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同时,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还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于2015年在机构内设立了环境技术合作中心,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办公室合作在泰国曼谷设立了亚太区域合作中心。与之类似的,亚洲经济研究所长期作为推进东亚与东盟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机构,与总部位于印尼雅加达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一直保持的密切的联系,并在所内专门设立了“ERIA支援室”。

2.4 多样化的成果呈现

由于日本的智库开展的调查研究课题大多直接为上级政府或母公司服务,因此成为普遍是系列研究报告。尽管绝大多数委托项目的成果难以在短期内无偿公开,但不少智库的研究人员会结合长期项目研究的经验,形成独立的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向社会公开,这既有助于智库通过服务社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更能够帮助其今后获得新的委托。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为政府决策者提供建议的同时,也公开出版了大量的报告、论文等,其中包括《国际问题》与《AJISS-Commentary》等专业期刊,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拥有较高的影响力。

而产业经济领域的智库,其公开成果更为丰富,呈现形式也更为多样。经济产业研究所每年整合所内研究人员完成的研究出版大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涵盖产业经济政策的各相关部门。同时经济产业研究所还会每个季度定期发行《RIETIHighlight》杂志,用于介绍和宣传研究所最新的研究动态。同样的,亚洲经济研究所长期重视研究成果的社会推广,包括组织出版“研究丛书”、定期发行《亚洲经济》学术期刊、举办国际研讨会和讲座等,同时还积极鼓励本所研究人员接受外界采访,从而通过网站、报刊杂志、乃至电视台电台等渠道等宣传和普及自己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亚洲经济研究所还通过图书馆和网站提供各类藏书和数据库供外界免费使用,包括各国的政府文件、报刊杂志、地图、国际组织调查报告等。

此外,日本的一些民间智库还会每年出版知识普及类的“口袋书”或杂志,以方便普通民众在闲暇时阅读,内容广泛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等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典型的就是1946年由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民间智库PHP研究所,长期出版有“PHP新书”与“PHP文库”,对形成全民阅读氛围,增强普通民众的国际视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同类型智库运作模式的比较

西方学者根据智库的活动内容,普遍将其分为学术型、政策型、以及研究委托型3类。考虑到日本智库普遍以研究委托为主,我们根据智库的项目和经费来源,将日本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简单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这类智库既包括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如防卫研究所,也包括具有半官方色彩,由国家负责运营经费的独立行政法人型智库,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以及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同时,一部分的非营利型的民间智库,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国际论坛、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等,由于具有鲜明的官方背景,和原主管省厅仍保持的较为密切的关系,或直接就是由隐退的政治家所设立,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官方背景智库。而第二类则是民间背景的智库,这类之中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是由企业财团投资设立的营利型智库,即“综合研究所”。“综合研究所”是一种具有典型的日本特色的智库,欧美国家很难找到类似的机构,其背后往往都是证券、银行、商社、以及制造业等大企业,因此其往往兼具智库和咨询公司的职能,既为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服务,也为其母公司及其客户提供具体的项目咨询和调研。此外,民间背景的智库中还有一些是少数由市民团体成立的,这类智库普遍规模较小,关注领域也主要以国内社会经济课题为主,较少涉足国际事务,对国际议题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环境、文化交流等少数领域。因此,本章我们将重点比较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和以“综合研究所”为代表的营利型智库这两类在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智库。

3.1 官方背景智库 官方背景的智库无论是直接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还是由政府编列预算展开运营,或是在资源、人员往来、联系渠道上与政府联系频繁,均普遍能够依托自身背景和优势,为日本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提供建议。例如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就被视为日本外务省的外围研究机构,其半数以上的经费来源均来自于政府的补助金,研究所的负责人也以退休的资深外交人员为主。同时所内共有5个专门的研究中心,分别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日本委员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日本委员会、裁军与不扩散促进中心、日本信息中心、以及领土与历史问题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往往以服务政府对外战略为主,因此尽管在空间范围上覆盖全球,但在人员配置上,明显侧重于美国、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这也和日本的外交战略重心基本一致。同时,和绝大多数官方背景智库一样,由于经费等的限制,日本问题研究所也仅仅维持了数量较少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课题和成果均是依赖外部专家展开。

亚洲经济研究所作为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研究对象除亚洲各国外、还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目前所内共有约150名研究人员,重点关注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合作与援助等课题。亚洲经济研究所根据政府、援助机构、企业、学术界等的需求,每年设定约50个研究课题,并通过在所内搭建多个灵活机动的研究会来展开共同研究。仅以2020年为例,所内就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影响、美中贸易摩擦、湄公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开发、国际原油市场、国际移民与劳动市场等课题成立了数十个研究会。同时,作为官方背景的智库,亚洲经济研究所还在人才交流与人才培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自1990年起设立发展研修学校以来,为日本和各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量在经贸合作、开发援助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而2018年新推出的IDEAS研修项目,旨在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官员、商务人士、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开展政策讨论和共同研究的平台。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开发中心,作为日本首家专门从事国际开发与国际援助的智库机构,长期接受日本政府、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委托开展海外调查研究工作。国际开发中心近年来借助其丰富的海外网络,多次邀请国内外教育医疗、区域开发、基础设施、环境能源等领域的专家赴日座谈以推动项目合作,并向发展中国家派遣日本的研究人员。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近年来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了一项跨领域的研究项目“Asspiration to Action”,旨在通过与国内外政府、企业以及市民团体等的合作,对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课题展开调研,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此外,一些原来以关注国内课题为主的智库,也随着国家外交战略的需求开始积极关注和参与海外研究。例如伴随着日本近年来自上而下推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被视作国土交通省官方智囊的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就开展了大量有关日本基础设施海外出口相关的基础调研、数据分析和政策研究。尤其是目标国绝大多数为存在较高信息和语言壁垒的发展中国家,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除了需要关注目标国是否有相应的开发计划之外,还必须根据各国的商业环境、人口状况、生活环境等,选择、收集、以及整理大量帮助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判断的基础信息。从近年来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承担的研究课题来看,就包括了“关于促进基础设施系统海外推广的相关标准、项目规划等可视化、透明化的调查研究冶“关于日本解决都市问题具体经验在海外基础设施推广中的运用的调查研究冶等。此外,国土交通政策研究所还通过对具体案例项目的跟踪调研,分析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进而协助国土交通省完善海外基础设施出口战略的顶层设计。

3.2 民间营利型智库 相较于官方背景的智库长期作为日本政府及各省厅的智囊,直接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规划,以各“综合研究所”为代表的民间智库绝大多数委托项目来自于具体的产业部门,因此其参与海外研究也以服务于对外投资和经贸往来为主。

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营利型智库,自1965年成立以来,就应母公司野村证券集团的需要积极开展海外业务,以向其客户提供市场调查、项目研究、方案咨询等高品质的服务。目前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全球有数十家办事处,主要分布在亚洲太平洋、北美、以及欧洲三大区域,从而确保能够随时掌握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动向、市场环境和产业技术水准。而在中国、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野村综合研究所也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相继在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办事处。野村综合研究所于2014年起专门搭建了一个全方位支持企业海外项目的平台“全球实践小组”,将针对客户的海外投资项目在信息、人力资源、社会网络、解决方案等方面组织企业内外的资源予以协助。三菱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70年三菱集团创业100周年之际,兼具调查研究、政策建议等传统智库功能,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等咨询功能。近年来为了应对海外项目的逐年增多,三菱综合研究所专门设立了海外事业本部,并将亚洲和中东地区作为工作的重心,在各国成立了多家办事处。例如2020年三菱综合研究所就应日本对越南投资迅速增长的趋势,增设了越南办公室,并结合自身在信息技术、健康、环境、交通、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项目经验,与越南地方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而于1969年脱胎于住友银行的日本综合研究所,也应近年来日本推动官民合作强化基础设施海外出口的需要,借助其在法律、财务、金融等各领域的专家网络,对投资对象国各行业领域的PPP市场动向进行调查和分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和官民共同参与提供建议,并协助开展海外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和规划。

可以看出,以上这些以“综合研究所”为代表的民间营利型智库,依托在证券、银行、制造、贸易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母公司,在业务拓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间智库事实上也扮演了咨询公司的角色,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从项目的前期调查、合同签约,到运营管理的全过程的法律、财务、金融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同时,由于长期在海外经营,不少智库均在当地有着深厚的人脉,对投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甚至较日本政府更为熟悉,因此也常常被政府邀请参加重大课题的“咨询会”“评议会”“恳谈会”,以协助政府决策。

此外,在一些社会经济风险较大的欠发达国家,日本政府也会采取与民间智库合作的方式,以规避开发援助项目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因此民间智库也能够在日本政府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发挥着第二外交渠道的作用。例如,隶属于瑞穗金融集团的瑞穗综合研究所近年来就先后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委托,就缅甸迪拉瓦经济特区项目和蒙古国风力发电项目展开预备调研并参与洽谈。迪拉瓦经济特区是2010年缅甸民主化后的首个日本政府的援助项目,由于瑞穗综合研究所在缅甸军政府时期就在当地有一定的经营经验,因此也在这一开发援助项目中也成为了日本政府与海外项目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如表1所示,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由于在人员、项目、资金等方面与政府联系频繁,因此往往能够依托自身背景和优势,为日本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提供建议,同时在学术与人文交流、国际援助、信息共享等方面贡献较大。而以“综合研究所”为代表的民间营利型智库,依托在证券、银行、制造、贸易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母公司及其国际服务网络,在业务拓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这些民间智库一方面兼具了智库和咨询公司的角色,同时也能够在日本与一些国家之间扮演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此外,日本不少大学普遍存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往往也被认为承担了一定的智库的职能,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东京外国语大学现代非洲研究中心等。由于云集了日本众多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其在开展独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往往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卓有成效的对策建议。同时,由于日本的各类大学长期注重培养能够适应海外田野调查和问题导向的区域研究人才,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态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大量的跨学科的研究,也确保了大学和智库之间具有较高的人才、项目和资金的流动性。例如成立于1963年京都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作为一个涵盖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包括农学、生态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著名的区域综合研究机构,一直是日本乃至全球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一方面为智库的东南亚研究培养了诸多专业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不少专家学者也通过官产学研合作广泛参与到各类咨询决策的项目中。可以说,尽管由于日本官僚体系的保守性,智库与政府之间仅仅存在政坛隐退的官僚进入智库任职的单向流动,但智库和民间企业、大学等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强的流动性。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长期以来,智库在日本的海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同于欧美国家,日本智库的国际问题研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相对较低,仅仅被视为官僚体系的有益补充。但另一方面,日本智库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作模式和服务领域。尤其在日本长期“贸易立国”的国家战略下,绝大多数智库专注于经贸、科技等中微观领域,并通过接受项目委托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运作机制来看,日本智库开展国际问题研究普遍围绕具体项目开展研究工作,并通过细致的数据搜集与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同时搭建跨国研究网络促进合作研究,最终以多样化的形式的呈现和传播研究成果。在这其中,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长期作为日本政府及各省厅的智囊,直接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规划,而以各“综合研究所”为代表的民间智库的绝大多数委托项目来自于产业部门,兼具智库和咨询公司两方面的角色,在证券、银行、制造、贸易等具体的行业领域具有优势。此外,日本不少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也在培养国际研究人才、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承担了一定的智库职能。可以说,日本的各类智库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对外活动中,在国际经贸与科技合作、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日本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软实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2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数据的搜集。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国际问题智库发展迅速,但从研究成果看,仍然不均匀地集中在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长期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重视不足,缺少足够数量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也缺乏系统的一手资源积累。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可供公开的数据资料的确相对有限,且较难在当地展开实地工作。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推进,各级政府和企业对于沿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数据和资料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各类智库应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才能更有效地跟进决策和政策需求。同时,我国也应当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统计资料、地图、学术著作、以及报纸和杂志等的搜集力度,尤其需注重非通用语国家的资料和成果。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允许范围内,积极开展数据库建设,提升数据资料的共享性和利用率。

其次,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需要进一步关注“低政治”领域的中微观研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我国智库的产生背景、发展模式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如何从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正成为近年来各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仅仅集中于外交、安保等“高政治冶领域,而是广泛参与到产业经济、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长期被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相对忽视的“低政治”领域。因此,我国智库应当结合自身特色,在依托具体的课题和项目的基础上,借助包括大数据在内的先进技术手段开展中微观层面的研究。而为了确保研究的专业性和可信度,也应当积极吸收具有产业、科技、环境、生态、文化等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智库队伍,并借助聘请外部专家或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合作研究的方式推动研究工作顺利展开。

第三,我国需要着力推动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多元化和特色化,尤其是加强政府与民间智库间的分工与协作。我国的政府部门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参与智库建设,根据智库自身特色在人员、资金、项目等方面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例如,应积极利用高校资源设立区域和国别研究智库,借助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有关方面的研究,并展开国际合作。目前我国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智库主要依托政治、经济、外语等人文社科专业展开,未来也应当吸收更多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结合在海外的投资建设经验设立产学研用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海外投资战略、重大海外工程项目、国际产业技术合作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更好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和各行业的海外投资。

第四,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也应当积极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网络。近年来,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智库也在积极探索与各国政府机构、智库以及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交流。尤其是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以来,中国智库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逐年增加。但从交流合作的对象来看,仍然存在过度偏重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倾向。因此,我国智库也应当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科研机构和智库的合作,积极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来访和开展学术交流,同时定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遣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培养和组建跨国研究团队,构建国际合作网络。

最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可以借助多种手段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近年来,我国各类智库的信息收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成果绝大多数以成果报告和研究论文的形式呈现,在推广研究成果和扩大社会影响方面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智库一方面需要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对于委托研究课题和涉及国家安全、科技机密、商业秘密的智库成果,未经允许不得公开发布,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并借助多种现代媒体公开非涉密研究成果,以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作者系东南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