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库（think tanks）建设热潮肇始于2013年前后。在2012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及了建设高质量智库的政治需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智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指标。智库与媒体融合相互关联的指导性文件为2018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为各媒体的融合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媒体打造智库成为媒体融合的战略高地，各级媒体纷纷迅速响应并积极尝试搭建媒体智库。媒体智库在媒体转型战略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和意义、媒体智库现状如何、存在怎样的问题、有何解决路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媒体智库的演进与资源依赖理论

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是就专门主题进行研究和倡导的研究机构。在西方，智库在社会发展政策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媒体创办研究机构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3年，新华社和一些媒体成立了具备研究效用的“内向型”机构，但尚未被定位为“智库”。这些依托于媒介自身的研究平台，一方面为媒介提供数据资源，另一方面基于现有新闻报道进行理论深化与业务研究。有学者划分了我国媒体智库的发展阶段，2013年以前为“内向型发展”阶段，是依托媒体内部资源创办的研究机构、目的是为自身发展出谋划策，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成立的研究所、发展中心、战略部等；2013年以来是“外向型发展”阶段，重点目标是打造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研究服务和决策支持的平台，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南方经济智库、南方法制智库、南方城市智库；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经济日报旗下经济趋势研究院；财新传媒旗下财新智库等。媒体智库发展至今，仍存在诸多亟待厘清的问题。比如，在概念层面缺乏共识，对媒体智库缺乏评价体系与参照系，导致诸多媒体在打造智库时呈现出“散兵游勇”的状态；再比如，对于如何打造媒体智库并不十分清楚，对于不同层次的媒体所掌握的资源差异是否会决定媒体智库的走向也不清楚；此外，智库存在实际意义如何、存在差异化定位的不同媒体之间是否有必要耗费有限资源成立媒体智库等等。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媒体智库的发展其实是面临很多困境的。资源依赖理论对分析我国媒体智库发展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资源依赖理论发轫于美国组织与管理学。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Pfeffer（1978）和Salanick（1978）将组织生存的问题放置于内外互动的视角。资源依赖理论将组织的核心诉求归纳为生存，生存的关键则是获得并保持资源的能力（马迎贤，2004）。组织往往并不完全独立具备所有必要的生存元素，因此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获取其他的资源（如图1）。

而组织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取决于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替代性资源获得的难易程度。该理论的基本预设是：组织是一个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具备开放性联合体，需要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与物质交换进而实现组织变化与绩效目标。从组织视角来分析媒体可被视为一种经典路径。上世纪60—70年代，诸如Michael Schudson（1978）、Herbert Gans（2009）以及 Gaye Tuchman（2008）等学者开始关注媒介新闻生产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呼吁将新闻的生产带回到社会互动的参与之中，以理解媒介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结构性作用。这一转向也为大众理解媒介生产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路径，同时也指明媒介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复杂多元的资源互动，需要借由动态化、全景式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除此之外，学者Paul Rockie（1976）和Melvin Defler（1976）基于媒介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提出了媒介系统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并指出“受众—媒介—社会”三者之间存在互动与依存关系，媒介系统对社会的稀缺信息资源进行把控，受众的具体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系统与媒介系统，而媒介系统在实现自身目标时也需要依赖其他系统的资源与支持。在中国语境下，所有制的结构决定了传媒产业可被视为嵌入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分析单元。现有的媒体组织存在着以企业、政府机构、中介机构、高校科研所等代表的外围价值网络，这些资源供给方给予媒体实现自身价值创新与绩效目标的必要资源，且媒体外围价值网络规模与媒体获取创新资源的效力（effectiveness）呈正相关。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其实媒介在转型与打造智库中，始终处于动态的博弈：一方面，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势必会导致结构性的调整与重组，这种架构的重塑会影响到资源迁移乃至利益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媒介融合所形成的新业态（如“媒体智库”）将呈现出对新的资源依赖（即其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核心生存资源）。 

二、媒体智库的现状及主要策略

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可以从信息、资源以及合法性支持的维度探究各媒体打造媒体智库的现状、资源诉求以及发展路径。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以“媒体智库”“智库媒体”“智库化”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人民日报以及慧科新闻数据库进行主题和关键词检索后得到，在经人工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相关材料后，共获取152篇文献和31篇报道材料。 

（一）现状：区域集群化，整体不均衡

（1）由中央媒体向地方媒体扩散

按照所属媒体层次，媒体智库可划分为中央级媒体智库、区域性媒体智库、专业型媒体智库以及互联网媒体智库四大类别（如图2）。媒体智库最早发端于中央级媒体，然后逐渐向下层扩散，带有媒体资源优势的区域相对集中。

我国现有媒体智库的阶段性分布呈现出“金字塔”状的特性：部分中央级媒体虽已建立媒体智库，但数量不多；区域性媒体智库在数量上占据主体地位，且集中分布在以广东、湖北、北京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原有媒体发展程度高的区域。 

（2）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从发展路径上来看，媒体智库大多依托于媒体自身的研究院而逐渐成型，也有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以实现“1+1＞2”资源集群效应以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如江苏紫金智库是由南京大学、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有线电视集团以及江苏广电集团联合创立，高校主导、业界资源加持的特性让该智库具备了突出的资源优势。

此外，还出现了互联网媒体智库——依附于互联平台既有的品牌优势与市场资源进行个性化定制服务。如腾讯数据智库（Tencent Data Cloud）借助其现有的用户资源与平台生态建立覆盖全国的网民样本库，并通过其原创的互联网与商业报道提供针对化的市场咨询服务。互联网平台旗下的智库更多是以用户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基本目标。

媒体智库各有特色，如财经类媒体主张深耕专业领域，通过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实现资源占有与市场区隔。财新网旗下的财新智库将自身标榜为“新经济时代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造商”，通过行业资讯、商业报告、研究工具、系列之属与合作方案等多维度的产品结构为其用户提供针对性服务。

除了一些强势媒体旗下的智库发展势头较好外，大多数区域性媒体智库仍存在诸多窘境，如资源短缺、人才缺失以及产品服务无人问津等运营层面的掣肘。有学者认为，以媒体单位发起设立并为自身发展出谋划策的研究院、研究部并不能划分为智库。

（3）运作主体：“内生”与“外包”并存

现有的媒体智库的运作主体大多都不是某一个媒体，很多采用的是主动同高校、企业寻求资源互惠式的合作模式，如2015年成立的长江智库，就是跨业界、学界与企业界合作的类型。外部力量一方面给予媒体智库以内容及物质支持，让单一的内容生产结构得以扩容；另一方面，由于主导者成了多元主体，所以其运作机制变得复杂化。有利的一面是效益能得到提升，如瞭望智库内生与外包相结合的运作思路打开了瞭望智库的生产与营销渠道，2019年以1474篇的发文量在头条号指数中高居第13位，用户收藏数、点赞转评数量均十分可观。媒体智库运作主体的混杂化（多元化）实际上也是媒体产业融合、转型的投射，表明依赖时效与信息垄断的新闻生产机构正在积极与高校、企业等外部资源联合，以实现“边缘突破”。 

（二）媒体智库的资源诉求与运作策略

（1）信息需求：产品圈层与共享用户

当前媒体智库的产品主要有研究报告、排行榜单、指数化产品、学术活动、定制出版物等，产品具针对性，主要突出现实效用与市场导向。 如，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财新智库旗下就推出了“财新中国 PMI”“新中国经济指数”“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中国气候指数”等多元的指数产品。现阶段媒体智库所掌握的资源更多是社会层面的综合信息，虽涉猎广泛，但信息密度较低。从用户市场的角度来看，清晰而明确的用户画像与精准的市场定位是提升媒体智库产品效益转化率的必要前提。现存的媒体智库中，依托于互联网的媒体智库具有得天独厚的产品优势、技术优势。如腾讯旗下的企鹅智库、网易旗下的财经思想库等，均在努力尝试将原有的产品用户迁移至智库平台，借助原有的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用户。

媒体智库在强调市场导向的同时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为地方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力。要实现这种预期目标，可能需要疏通各信源之间区隔，借助多方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目前，一些深耕地方的区域性媒体智库正在尝试建立自身的产品生态圈层，打通其体系内各个产品形成产品矩阵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2）资源需求：人才+战略合作+品牌共建+承接活动

媒体智库的核心是专业型人才。诸多媒体智库的负责人都着重提及智库人才的缺失，其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制度结构层面，也有薪酬激励层面。部分媒体智库采取“内部培养”+“外部引进”的方式，但实际运作中困难重重。如南风窗智库，在成立之初引入股份制改革和公司化运作模式，但最终囿于资金短缺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媒体智库的另一大限制是运行不通畅，这种不通畅与媒体智库的整体结构有密切联系，进而影响了媒体智库对于生产资源的获取效率。许多媒体智库以叠加的方式存在而缺乏完全的自主性；有的多数业务部门分布零散，已有的资源难以实现高效流动，也没有真正形成以项目、业务为主导的联合运作模式。由于媒体智库优先依托于现有的媒体而存在，且不同媒体之间实际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很难在短期内达成资源共享。针对这些问题，一些管理者开始有意识引导组织改革，并尝试引入更多外部力量以扩充智库的业界资源，如浙报集团与浙江在线中心一同联合浙江省内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起由网络管理专家、网络意见领袖、技术专家、媒体人在内的智库联盟，积极寻求外界资源；也有呼吁应当对媒体智库的发展设立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用可量化的指标来直观、正确地评估各媒体智库的发展水平，为其提供前进的方向与动力，解决现阶段媒体发展的资源困境。 

（3）合法性来源：“资政启民”和 “服务社会发展”的角色定位

媒体智库的出现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契合，现阶段处在社会改革攻坚克难时期，第三方的智库机构提供的咨询参考服务与智力支持变得尤为必要。媒体智库的兴起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对打造中国新型智库提出了诸多指示，各大媒体随即跟进，党报走媒体智库的转型之路是一种媒介转型的内生性需求，随着原有资源优势的殆尽，传统主流媒体始终都在寻求转型突破的机会。

政策的倡导和支持是媒体智库合法性的根本所在。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智库的设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2017年民政部、中宣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促进社会智库健康发展作出部署安排。这些政策为媒体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政策红利，尤其是中央级媒体所打造的媒体智库，自创设之始就已经树立起“资政启民” 和“服务社会发展”的愿景，坚持政治导向，探究重大社会议题。一些区域性媒体智库、专业性媒体智库积极尝试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承接课题、加入地方治理体系等方式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并获得话语资源。这些都表明了媒体智库服务社会发展的特殊指向性：一方面为媒体创造经济效益的现实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服务地方社会来突显自身的合法性。 

三、媒体智库的资源构成和发展逻辑

目前，媒体智库的发展已经实现诸多突破，但仍面临不少问题。打造媒体智库需要借助各方面的资源与结构性调整以推动媒体的转型。按组织视角，从信息、资源以及合法性支持三个维度，可以将现阶段媒体智库的资源构成模式进行如下的描述（如图3）。

按照图3的资源构成模式，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同层级、不同定位的媒体智库发展逻辑：中央级层面媒体下属的智库更多服务于高层的大政方针，依托于媒体自身的优势，手握大量优质的行业资源、人才资源以及资金支持，能够快速调动资源储备响应国家层面的需求以实现产品输出；区域性媒体智库聚焦于地方的发展，通过承接地方的课题项目或与地方高校、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在区域范围内的持续发展；专业型媒体智库坚持差异化定位，利用各种榜单、指数以及行业报告来突显自身产品的专业属性；互联网媒体智库重点打造媒体矩阵，形成品牌共振。

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媒体智库，要实现长远的发展必须要仰仗多方面的资源，既需要组织内部的深耕细作，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持续性“供血”，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长远发展。从现阶段来看，外部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包含政府、企业、高校、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的出现一方面使得媒体智库能够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也给其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目前中国媒体转型已经从资源的叠加转向媒体形态的重组，并非所有媒体都有能力、都有必要进行媒体智库的尝试。当前的媒体智库仍缺乏系统性的行业评价体系，也不具备科学的参照标准。未来，媒体智库究竟如何发展，如何突破现有困境，除了政策方面的持续引导，还需要多方“谋篇布局”。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