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结缘。那时很多机构还不叫智库，但主要业务有共通之处——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研判和战略选择。这十几年来，我不仅感受到智库研究的复杂和不易，更体会到它沉甸甸的分量。其中，三个人、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人，是我工作之初的老领导。在面试时，这位年过半百、清瘦矍铄的资深研究员突然问我，“你觉得这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回答是专业、团队……没等我说完，他出人意料地猛拍了一下桌子，斩钉截铁地说：“是责任！都知道技术标准制订得越高越好，但要知道，一项技术标准提高一点点，会有多少普通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提政策建议不能只往高了提、好处想，要深入调研、切身理解一项政策对广大受众的影响。”他让我体会到，智库研究不仅是奉献，更是责任。

第二个人，是业内备受尊敬的老前辈。在一次关于科学与经济关系的学术讨论中，我国第一个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博士学位点的创办者——大连理工大学资深教授刘则渊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认真阅读普赖斯的《关于研究的研究》，其科学的世界份额与财富的世界份额成比例的定律，便再清楚不过了；关于科学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看看1844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再清楚不过了……上述这些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述和观点，被打上科学主义、生产决定论等标签，我看都不靠谱。我只信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刘先生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这段话言犹在耳。他使我体会到，智库研究不只要有理论功底，更要有理论立场。

第三个人，是擅长中国研究的国外同行。有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设计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发给了一位欧盟的“中国通”专家做国际调研，希望能收到几段话的邮件反馈。出乎意料的是，两周之后他发给我的是一个数页纸的文档。并且，为了形成文档中的结论，他专门组织本单位的几位同事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这些结论不仅有国外经验介绍，更有结合中国国情的分析。他使我体会到，智库研究要开拓国际视野，相互理解、诚恳交流。

我始终相信，虽然智库研究针对的是大问题，但它的基础却是个人的学术修养和人际的深度沟通。智库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资源。如今，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全局而言愈益重要，科技创新类智库也面临着更大的责任和挑战。智库人员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意识，积极主动地为党和政府决策贡献聪明才智。为进一步挖掘人才潜力，智库需要深化人才岗位聘用、职称评定、奖励激励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探索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建立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薪酬制度。同时，在学科不断交叉融合的当下，如何建立智库间研究人员交流合作机制，也是需要思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