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在各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国家软实力的构建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是中东最早成立智库的国家之一。本文简要地回顾土耳其智库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其建设特点。

总体来看，土耳其智库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土耳其智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萌芽。这一时期，土耳其出现了类似智库的组织机构。比如，196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的国家规划组织，以及196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智库建设开始启动。这一时期，全球形势日趋复杂，政府决策过程也随之复杂化，政府需要更多有效信息和专业分析来制定决策，智库由此成为政府的专业知识来源。虽然1980年政变延缓了土耳其智库的发展，但军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仍对土耳其智库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国际环境的作用下，土耳其智库的研究议题和组织形式也日渐多样化。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智库及外国智库的分支机构在土耳其先后成立。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交往和议题的增多使土耳其智库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土耳其智库不但数量不断增加，其运营模式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也都在向真正的专业化智库转型。21世纪以后，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加快，推动了智库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土耳其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提高，需要大批官、学、民智库为政府建言献策。由此，土耳其的智库建设进入了比较繁荣的阶段。

目前，有数据显示，土耳其的智库数量在150家左右。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9》上榜的土耳其智库有48家，在中东国家中，排在以色列（69家）和伊朗（64家）之后。在该报告所列全球智库排名中，土耳其排名最靠前的智库是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TESEV）和自由思想协会（ALT），分别排在第79名和第90名。在中东地区的智库排名中，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仅排在第10位。从身份上看，土耳其智库主要采取协会、基金会、公司等形式。以协会为名的如1992年在安卡拉成立的自由思想协会（Association for Liberal Thinking），这类智库数量极少，属于非营利组织，可享受税收减免。绝大多数土耳其智库选择基金会的身份，如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另外，有一些智库以公司的形式注册登记或者挂靠于公司，属于营利性组织。从地域上看，智库主要分布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个城市，伊兹密尔有少量智库。

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SAM）主任比伦特·阿拉斯（Bülent Aras）将土耳其智库分为五类：政府智库，如2006年成立的大国民议会（TBMM）；政党智库，如民族行动党的马尔马拉战略与社会研究基金会（The Marmara Group Strategic and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高校智库，高校当中以马尔马拉大学（Marmara University）的智库数量最多；民间智库或独立智库，如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外国智库在土耳其的分支机构，其中以德国和美国智库最多，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的安卡拉办公室。

土耳其的智库主要通过提供新理念、引导舆论、发行出版物等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对促进土耳其与中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然而从总体上看，土耳其智库对本国公共政策的影响比较有限，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比较小。布伦特·阿拉斯在其著作《智库的兴起：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文化》中表示，土耳其的智库还在成长阶段，对政策的影响还有待于提升。土耳其智库的发展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较为明显。在意识形态上多元分散，持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主义、欧亚主义等思潮的智库并存。总体而言，土耳其智库建设呈现如下特点。

土耳其民间智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运行及组织模式。民间智库在土耳其五类智库当中数量最多，大约有130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民间智库之一，与土耳其政府关系密切，在土耳其智库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该智库所关注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安全、外交、经济、战略、教育、能源等，定期发行英文刊物《洞察土耳其》（Insight Turkey）和其他研究报告。其专家团队中除了有总协调人外，还在美国、德国、比利时、埃及设有专门的协调员，此外还有负责不同议题的主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

土耳其智库与媒体的交叉融合值得关注。土耳其智库与媒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智库借助媒体向政府和社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媒体需要智库就相关议题提供深入分析以吸引更多的关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助于智库扩大宣传和增强影响力。

土耳其智库的发展受到政治因素制约。土耳其智库的发展受到国内政治的巨大影响。支持政府和埃尔多安的智库一般发展较好，而批评政府的智库受到压制甚至被迫关闭。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政府关闭了与政变相关的15所高校及其下属智库。土耳其智库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政党和各派别宣传自己政策的工具。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土耳其智库成为亲西方的一派和主张土耳其向欧亚发展的一派相互争锋的论坛，竞相获得公众的支持，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可以说，与政党、意识形态团体的关系及卷入国内政治对一些土耳其智库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土耳其智库在资金和人力资源筹集保障方面困难较多。不少土耳其智库面临资金困难。由于大多数智库的资金收支并不透明，所以难以获得相关数字。但总的来说，土耳其智库主要的资金来源包括本国政府资助、企业资助、外国智库在本国的研究项目、捐赠等。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一些民间智库也可以通过土耳其科技委员会、土耳其科学院的委托项目得到政府资助，它们也会承担外国智库在本国的研究项目以增加收入。很少有智库能够单纯依赖企业资助维持正常运行，大多数智库不得不争取多个资金来源，其中包括国外企业或机构的资助，国外的资助主要来自欧洲国家和美国。然而，接受国外机构资助容易造成政府和国内民族主义团体对智库意图的猜疑。和美国智库相比，土耳其智库得到的捐赠数额非常少。土耳其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企业和个人在捐赠时传统上倾向于清真寺、学校、穷人，而没有对智库捐赠的意识和习惯。另一方面，土耳其的现行法律并没有鼓励向智库捐赠的内容，这使得企业和个人缺乏向智库捐赠的导向和动力。此外，土耳其智库在人力资源方面也面临困境。受预算不足的制约，土耳其智库一般聘任较少数的专职研究人员，必要时通过短期合同聘用兼职研究员。如土耳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在创立之初仅有10名专职研究人员，不少智库的专职研究人员不足5人。由于兼职研究人员往往在多个机构效力，难以保证对其承担的项目做到全身心投入，这使得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