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欧洲是全球一支特殊的、超国家与国家间方式并存的经济政治力量,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和经济体,其在人口、人均 GDP、经贸总量、金融水准、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占据着领先地位,是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最为开放的市场。近年来,美国不断推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世界秩序面临重塑、多边主义逐渐陷入危机,使得全球性发展和安全挑战日益严峻。伴随这一变化,中欧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超越了过去维持双边关系平稳健康的传统意义,增加了应对经济下行周期、提振世界复苏信心、坚持多边主义道路、加速全球治理革新、协商合作解决国际安全重要议题等新的内涵。

在中欧关系中,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今世界, 智库依托其在政府决策链中的特殊权力地位,深刻地参与到国家知识生产活动中,是国家软实力交锋的关键领域。作为国家智力资源集中汇聚的思想阵地,有学者将智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欧洲智库数量众多,既有服务于整个欧盟共同体的超国家智库,也有服务于不同国家政府的国家智库。据《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统计,欧洲智库占全球智库26.9%,在前十位智库中,欧洲智库占据四席。 近年来,欧洲智库积极应对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欧债危机、民粹主义等问题,在国际贸易、科技、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军事安全等议题中不断发挥话语权优势,是影响“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新型中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驱动着欧洲各国的对华战略,促成政府对华内政外交的具体举措,参与并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引导民众对中国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认识。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与中美关系当前重点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不同,中欧之间更多的是亟待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尤其是欧洲如何判断和认知快速发展的中国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由于中欧两国决策研究的思想界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知识赤字”,制约了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利用情报学分析手段对欧洲智库中国研究成果开展综合分析就显得正当其时。探索一种可长期跟踪欧洲智库中国研究动向的方法路径,有助于及时掌握其对华研究领域、议题、群体, 提炼其观点和态度,提升战略预判有效性、针对性,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助于获取欧洲智库思考中国的方式,增进战略互信；有助于从欧洲智库的视角反 思中国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他们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1 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智库中国观研究的成果集中于智库中国观的挖掘与呈现、生产机制分析、政治经济影响因素等方面。

首先,智库中国观的挖掘与呈现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主题分析、话语分析等文本方法对具体的智库研究文献展开情报分析,如荣婷、于倩倩(2018)通过内容分析法考察了布鲁金斯学会涉南海议题的中国观生产特征和传播方式；Nejad(2019)对美国智库自1999-2019年的中国政策辩论进行全面的文献回顾,将焦点集中于美国智库对“中国崩溃”“中国威胁”和“中国威胁论”等概念的看法上。Mahesar, Bin & Rogers(2019)基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视角,通过一手资料搜集和访谈法考察了巴基斯坦智囊团的中国研究。Akcay & Tang(2020) 基于土耳其媒体和智库的文献数据,对土耳其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2013-2017) 看法进行了实证分析。欧洲智库的中国观研究也有产生了若干代表性成果,如潘忠岐(2010)按照主流专业智库、大学智库 两种类型的划分方式,基于课题、项目成果对欧洲智库对华研究主题进行了梳理；李洪峰(2018)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归纳概括了该机构对华研究的主要议题、角度、核心观点；于芳 (2018)选取了2005-2018年百余所德国智库中国研究的简报、专栏投稿、评论文章、期刊、文章、专著,以及在电视、广播、互联网上发表的内容等作为研究样本, 采取文本分析法对其中的态度和观点进行分析,综合得到德国智库关于中国崛起、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要结论。

其次,一些学者研究了智库中国观如何被生产出来并影响本国政府对华决策,不过,大多聚焦于美国智库。在生产机制上,贾敏(2014；2015) 以三代“ 知华派”学者群体的历时性变迁考察了美国智库中国观的演进路径,明确了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团队在智库中国观生产建构上的关键性地位,同时还分析了“中国观”波动背后的政治与传播逻辑。

在智库中国观对政府的影响上,Nye(2002)指出,议程设置与影响他者 偏好是智库的优势所在；Tim(2019)探讨了在南海海上政治、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和中国涉嫌“干涉”别国内政等问题上的政策辩论与英国智库对华产出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级高于经济问题。沈进建(2016) 归纳了11种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路径,具体包括总统建议、文章图书、陈述、会议、旋转门、议案、约谈、培训、采访、网络、人脉关系。在智库中国观以何种方式进行扩散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公众认知方面,有不少学者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给出了解答。Abelson(1992)详细论述了智库与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葛红亮、庞伟(2015)在研究中发现美国智库利用其话语权引导国际舆论走向,致使中国面临“国大声弱”、形象受损的状况。笔者则在一项关于政府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研究中发现,媒体在对别国的报导中为展示其客观性、权威性,常常会引述其智库专家观点,或直接聘请智库专家“发声”,同时,智库的专家、观点也可以借媒体向社会扩散。因此,智库对于媒体传播内容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

由于各国智库的中国观既是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体现,也是该国对华政策的表征,同时还会影响并塑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总体看法,因此,总结国外智库的中国观既是了解“镜中我”的突破口,也是开展对外传播、公共外交的基础,同时还能为我国对外决策提供更多情报支持,因而显出重大意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当前学界对于欧洲智库中国观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

一是因应中国崛起和中美冲突不断的国际态势, 学界更为关注美国智库的中国观研究,相对忽视了对欧洲智库的研究,关于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的文献情报分析力量薄弱,成果较少。事实上,由于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导致其与秉持多边主义的欧洲国家在安全、经贸和国 际治理等方面产生较大分歧。加大对于欧洲国家智库中国观的文献情报分析,可以为加深中欧共识、促进欧盟的对华合作以及妥善处理中美欧三边关系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目前对于智库文献情报资料中的观点分析缺乏成熟方法论指导,尚未建立起一套跨学科方法的文本分析框架和操作路径,导致在分析框架的构建、资料的搜集处理过程、结果的呈现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和模糊性,难以通过相对客观的统计分析可视化予以呈现。

三是当前研究以单一智库个案分析为主,缺乏跨地域、跨机构间的横向对比分析,因而无从掌握不同国家、地区和机构关于中国认识的异同点,尚未发掘出不同机构的中国观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及其背后的主观动机、客观因素。

因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宏观分析、专题解读和个案研究的优缺点,尝试建立一个以相对成熟方法论为基础、融合量化与质性分析之长、可以实现跨机构横向对比的综合研究方法,实现对欧洲智库涉华研究更为深入的探索。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框架构建 “中国观”的概念产生于国际中国学研究(sinolgy),为国际关系学、史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所使用,主要指关于中国的总体看法、认识、观点、感受、认知、形象、态度等。从本义上看,中国观由“中国”和“观”两个部分组成。在《说文》中,观即“谛视也”,《广雅·释话一》里也提 到:“观,视也。”两者均表达了一种观看意义。在现代汉语中,观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看、察看:观看”,第二种是“看到的景象或样子:观瞻”,第三种是“对事物 的看法、认识:观点”。当代中国观研究学者对中国观的字面意义做了更深入的解析。杨玉圣(1996)认为 “观”就是“看法”,是审视的“特殊视角”,看清对方“是一种专门学问,是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综合运用的产物,如有可能还应加上直接观察的印象”,因此,必须是科学的(即辩证的),历史的,兼容的,真实的”,其内容涵盖一定时期内的“商业、传教、文化、外交、传播和旅游者等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观察”。郑良旭 (2011) 认为“ 观”是“认知”、是“看法”、是“特殊视角”,来源于直观观察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综合运用,中国观涵盖了一段时期以内对一个国家各个层面的认识,这种“观”既是结果,也是过程,它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而是趋向。 此外,“观”也可以指向“观念”,是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在国际关系中,“观念”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是观念分配的结果” ,国家行为体通过互动形成共有观念,从而使国家身份、国家利益、国家认 同得以建构,产生了社会性的共有观念结构,型塑出国 际规范、制度等国际体系文化,因此,建构主义尤为强调对“观念”的研究。综上而言,欧洲智库的中国观是指欧洲各国智库 通过观察、思考以及调查研究活动,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或关于中国的观点和观念。由此出发,可以初步建立得到中国观四个基本分析层次,即“观者”层次、“视角”层次、“感知”层次和“观念”层次,每个层次对应的分析内容如图 1 所示。

2. 2 主要研究问题 从欧洲智库中国观的基本层次出发,本文重点解决四个主要问题。

问题一:欧洲智库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总体产出水平、主要研究者及学术共同体的构成情况如何? 

问题二:欧洲智库在研究成果中采用了怎样的领域和议题框架对中国进行研究? 

问题三:欧洲智库对中国所持的基本态度如何? 怎样评价本国与中国的国家关系? 

问题四:欧洲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形成了哪些对中国的共有观念、又在哪些方面存在认知差异? 

2. 3 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文基于综合实力、区域代表性、中国问题研究的总体产出能力三个要素,参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简称TTCSP)发布的《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排名,选取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和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三个代表性智库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研究所) 成立于1920年,是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庞大的高水平研究队伍,在英国和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拥有崇高威望。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办于1979年,是法国规模最大的独立智库,被誉为“法国第一智库”“欧洲十大智库之一”,同时也是全球顶级智库当中唯一一家法国智库。布鲁盖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盟超国家智库,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眼光和“泛欧洲路径”团结了整个欧洲的专家学者、媒体平台和合作会员,实现了超高速的发展。在样本选择上,智库成果文本是挖掘智库中国观的重要媒介载体。本文利用网络爬虫和智能化采集工具从三所欧洲智库的成果数据库中获取涉华研究的公开研究报告(Topics = China / Chinese),细分类别包括Report(专题报告)、Policy Brief(政策简报)、Working Paper(工作报告)三种形式,时间跨度为各机构成果数据库中现存最早的一篇研究报告至2018年12月31日止,以此作为研究的最终样本。对样本的非介入式研究方法可以避免直接与研究对象接触而在研究过程中影响或改变研究对象及研究情境。需要指出的是,与学术论文、媒体评论、博客文章、音视频数据、学术会议、专利、书籍、政策内参等其他智库成果体裁相比,研究报告篇幅长度适中,论据展示充分、论述完整度高,体例结构严谨,包含了摘要、背景、方法、分析、结论、建议等基础架构,易于把握涉华研究的全貌,且易于获取,便于开展全样本分析。本文研究对象及样本采集情况见表1。

(1)对各智库研究成果总量的年度变化情况、高频作者、学者共现网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统计测量各个智库研究成果的研究领域、总体对华倾向(积极正面、消极负面、中立)和对华态度 (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合作-竞争关系、未提及)。 

(3)利用质性文本分析法,逐篇归纳研究报告中的核心观点,通过扎根编码( Grounded Theory) 的方式,提炼欧洲智库的中国观框架。 

3 研究发现 

3. 1 研究成果和研究者成果总量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以69篇位列第一,其公开中国研究报告样本起始时间为2009年, 是三所智库中最晚的,但势头迅猛。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发布中国研究报告65篇, 起始时间为2002年,经历了先上升、后波动,最后平稳的发展态势。布鲁盖尔研究所作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专注经济学研究的欧洲独立智库,中国研究的公开研究报告发布较晚,首发于2007年,与其他智库相比数量很少,只有33篇,但是每篇研究报告都详实严谨,富有见地,展现了其独具特色的经济专业优势。

从中国研究团队力量上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93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为59人；布鲁盖尔研究所为50人。从发文量超过5篇的高频作者看,虽然三所智库人数相同,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人均发文量略微占优,详见表2。

在此基础上,借助Citespace对署名作者共现关系图谱的生成,有助于更进一步地考察三所智库的学者研究团队的关系网络,确认哪些处于中心节点的研究者是真正将其他学者凝聚在一起的领军人物。从研究团队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学者具有一定规模,核心学者有Kerry Brown、Tim Summers、Paola Subacchi、 Helena Huang、Zhu Lijiang、Sonya Sceats,华人学者仅14人,占15%。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学者规模较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小,核心学者有Alice Ekman、 John Seaman、 Fran Nicolas,研究者中有11位华人学者,占18.6%。布鲁盖尔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专家学者的规模最小,但是学者间关系密切,以多人协作形式完成成果,核心学者有Jianwei Xu、Alicia Garcia-Herrero、Jean Pisani-Ferry、Reinhilde Veugelers,华人学者有11人,占18.6%。三所智库中均有华人学者,虽高影响力学者(如布鲁盖尔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徐建炜)不多,但丰富了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的多元视角与立场,有助于提供更多中国学者的思维、态度和观点去看待中国本土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

分析发现,三所欧洲智库的涉华研究的力量逐渐增强,对中国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欧洲涉华研究中去,丰富了欧洲智库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解程度。多元化的智库专家来源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相对客观的研究立场与观点,同时,以“旋转门”机制为主的核心专家协作网络,为成果的权威性、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 2 研究领域和议题 透过研究议题结构,可以更深层次地剖析出这些智库最为聚焦于哪些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利用Nvivo对智库研究报告的主题、领域实施节点编码,可以得到三所欧洲智库中国观的认知框架情况。共涵盖8个领域的38个议题,见图4、图5。

整体上,三所智库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这源于中国经济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实现了跨越式高速增长、经济贡献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强劲消费能力和出口能力,以及日益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金融、货币、投资行为。评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寻求与中国经贸往来的具体对策成为了欧洲智库研究的重中之重。

其次是国际政治领域。如今,中国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开始重塑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新力量。如何与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兴大国建立新的国家关系、评估中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成为智库界热衷于探讨的第二大核心问题。

第三个关注度较高的是能源与环境。能源是国民生存和国家发展之基。近年来,欧洲智库注意到中国 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日渐激进的海外能源战略,指出了中国在高速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大气污染、水污染和自然资源问题。这些问题在全球具有很强的国家关联性,尤其在碳排放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

第四个关注较多的领域是国内政治。主要围绕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实践等体制机制创新进行研究,为的是深入了解中国执政者的思维方式和执政风格,以便在国际事务的决策咨询建议上能够实现换位思考,使不同国家行为体的价值观念达成相对一致性的理解,提出更为有的放矢的建议。在其他领域中,略有涉及但关注较少的是科技、社会和法律,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未纳入智库所认为的、能对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因此无论是投入的资源还是成果产出的量都远远不及政治、经济、能源那样多。军事领域位置比较特殊,由于军队情报往往不轻易对外公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很高,且所涉及的问题极度敏感,因此各国政府更倾向于交给专业的军事 研究机构,除非政府有特殊研究需求,否则很少会委托 给第三方的民间智库负责。最后,文化领域并未涉及, 被欧洲智库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与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文化国情形成强烈反差。 

3.3 对华态度和关系判断 通过对研究报告样本内容按“积极正面”“消极负面”和“客观中立”三种对华态度类型做量化编码,并对三种态度分别赋值为1、-1和0,可以得到三所智库对华态度的量化均值(M值)情况。绝大多数研究报告对华态度呈客观中立,体现出智库作为国家思想高地所自我标榜的科学性、严谨性、独立性和客观性特征。分析发现,各个智库均采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维去开展关于中国的认识活动,其中国观的提出是基于学术理论和实证经 验材料基础之上的充分论证。在持有对华态度的研究报告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对华态度偏向积极正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则轻微偏负面,见表3。 在对华关系判断的资料处理方法中,参照国际政治研究关于国家关系内容分析编码的普遍做法,可以将对华关系分解为三种类型,即“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合作-竞争关系”,通过测量样本中每种类型出现频度来获得三所智库对华关系感知情况。

如图6可知,有接近半数的研究成果并未呈现明确的对华态度,其中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研究,例如领导集体、体制改革、社会风险等,不涉及与智库及其所在国直接相关的利益交往；另一部分则是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国际活动进行的观察,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对中美关系进行的讨论。这表明欧洲智库的目光并不框限于自身与中国存在直接利益相关的那部分领域,而是放眼全球,对中国的国际国内行为进行全景式的关注。

在提及对华关系的研究报告中,三家智库都以合作关系所占比例最大,倾向于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反映出建立在合作意愿上中欧交往状况。 

3. 4 中国观的论述体系 利用Nvivo质化分析工具对文本实施扎根编码,可以将每篇研究报告的核心观点按照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的方式进行整合,得到三所欧洲智库中国观的论述体系,见表4。

总体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布鲁盖尔研究都倾向于从务实的角度将中国认知为一个正在崛起、具有改变世界格局能力的合作伙伴。

3. 4. 1 欧洲智库中国观的共识 通过对欧洲智库中国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围绕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变化,在许多领域内取得了一致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概念及话语体系,并促成这些话语体系的广泛流通,见表5。

在国际政治方面,中国是公认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的超级大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实现了政治力量的快速增长并强化了在世界第三国家的政治存在,客观上冲击了国际原有的秩序规则。因此,中国更倾向于传达一个倡导和平、承担责任、避免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产生冲突的国际形象,尽力去改变国际普遍认知的“结构改变者”角色和“富有侵略性”的负面形象,这样的努力在欧洲智库眼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三所智库眼中依然带有一党制的、威权专制的、非透明的色彩,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仍然需要不断改革以融入世界体系。研究者致力于理解中国内政,呈现出一个不断通过内部创新和改革解决国家高速发展中不断产生新问题、新矛盾的内政形象。

在经济领域,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实现快速崛起, 在全球贫困人口脱贫、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新的世界经贸增长动能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和欧洲摆脱经济泥潭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在运用国家资本进行海外投资、输出过剩产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挑战了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内部则面临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对华经贸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社会领域,英法两所智库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快速变化和充满变革的国家形象,观察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城乡不平衡、群体性事件、民族主义情绪、跨国移民等,并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同时,也肯定了中国在城市建设、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成就。

在科技与创新领域,中国被认知为一个新兴科技强国形象,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优势明显。在挑战欧洲科技领先地位的同时,中国经验也成为智库向各国政府建言参考的样本。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能源投资大国、碳排放大国、污染大国以及面临严峻环境治理压力的国家,研究者肯定了中国在能源转型和环境治理上所做的努力,主张中欧应不断深化能源和环保合作。 

在军事领域,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做了若干探讨,认为中国军力不断增强,触碰了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导致中国与相关国家发生持续冲突,描绘了一个外部摩擦不断的军事形象。 

在法律领域,英法智库关注点集中于法律合作之上,尝试搭建国际法沟通交流平台,增进对中国法律问题(尤其是人权法)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坚持着自己的人权道路,尊重中国主张的因国情不同而施行不同人权法的做法。 

3. 4. 2 欧洲智库中国观的分歧 尽管欧洲智库对拥有许多对华共识,但是由于国家战略需求、强势利益集团、社会主流意识与舆论环境、智库机构职能、研究者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因而在中国崛起、“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民主进程、人权问题等方面形成了迥异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迥异的认识一方面使中国形象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变得更加多元化,反映了“千人一面、各有不同”的中国观,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欧洲智库中国观话语在公共场域中的竞争态势,折射出这些智库所服务的政治权力主体对于中国问题合法化论述的争夺。

4 结论与启示 

4.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三所欧洲高端智库涉华研究报告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与质性文本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对欧洲智库中国观体系进行了提炼和比较,获得了如下结论。 

4. 1. 1 采用以经济政治为主的领域和议题框架三所智库的研究视角都务实地着眼于与中国利益交往最频繁的经济、政治和能源领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从理性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于国家行为事实寻求到双方彼此协商、相互妥协的利益结合点,倡导和支持中欧发展新的合作关系,实现共赢。相对应地,在利益交往不甚密切的领域,如社会、法律、文化等方面,则很少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

4. 1. 2 充分肯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并视为合作伙伴 近年来,受全球权力冲突、外部不安全感上升、单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美欧关系从此前的安全、经济、价值、国际秩序“四位一体”的同盟关系退化到以安全为主要支撑的同盟关系,欧洲智库界普遍呼吁欧洲“战略自主”。加之欧洲与中国拥有全球化、多边合作等共有观念的思想基础,因此本文所研究的三所欧洲智库越来越倾向于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对华持中立偏积极正面的态度。从中国观的论述体系分析可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为本地区和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彼此间拥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目标、培育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开展战 略决策研究活动是为寻求并加强中欧、中英或中法合作的利益、避免局部矛盾冲突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崛起为新兴大国过程中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获得摆脱后金融危机时代各自面临的发展动能缺失问题。这也是在量化分析其对华态度和对华关系时,他们侧重于持正面态度、将中国认知为合作伙伴的根本原因。 

4. 1. 3 对中国存在硬实力担忧和软实力焦虑尽管合作发展是中欧智库界的主基调,但中国作为新兴强国的确给欧洲带来一些竞争、威胁和风险,从而导致欧洲中国观中依然存在着部分负面看法。硬实力担忧包括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向非洲、南美和中东等地区的拓展对欧洲利益产生的挤出效应,中国军事实力快速增长、中美军备竞赛以及在南海等地区的领土主张引发的局部军事紧张,以及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产业领先欧洲所形成的产业竞争压力等。对中国的软实力焦虑在于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获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和效仿,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挑战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在一些报告中,研究者还对孔子学院扩张、国家广告投放等海外的文化传播活动表达了相当的警惕性。虽然欧洲智库界加大了对于中国复杂、动态、多层次“全球人格”的分析和理解,但是在其研究文本中依然可见一党专制、民主自由匮乏、缺乏人权法治等带有刻板偏见的论述,反映了欧洲思想界对中国存在的“知识赤字”。

4. 2 研究启示 

4. 2. 1 增强智库信息情报合作增进战略互信理解 应致力于通过中欧智库间的信息情报合作,促进战略互信和相互理解,尤其在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人权、军事战略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信息沟通的有效性、透明度,消除彼此的戒心与危机感。对我国智库界而言,仍需加大追踪欧洲智库中国研究动态的力度,借助基于大数据的质性和量化综合分析工具及文献情报研究方法,从历史维度把握欧洲智库的思维模式及战略趋向,掌握欧洲决策界和思想界主流认知的最新动向,预判各国政府对华行为的响应情况,为国家安全服务,在消除分歧误解、达成国家间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家交往活动。 

4. 2. 2 批判吸收欧洲智库的对策建议 欧洲智库的中国观虽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但仍然是国际上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种中国知识体系,具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应批判性借鉴欧洲智库所提出的我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如防范金融风险、转变发展方式、塑造全球人格、缓解邻国焦虑、多元民主、环境治理等,将他们真知灼见融入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当中。 

4. 2. 3 充分借鉴欧洲智库的建设经验通过智库间合作,借鉴欧洲智库运营的成功经验。最为迫切的是学习欧洲智库全球话语权建设的具体做法,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推进智库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断优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方式方法,实现中国智库在话语体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