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由有明确研究方向的、复合学科背景的各类专家组成，基于对知识的获取、开发利用和创新，为决策者处理复杂问题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当今国内外的重大热点事件中，智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智库是连接政策知识与决策制定的桥梁，具有资政启民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笔者试图通过系统调研和深入分析国内外智库研究的相关文献，揭示智库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

1 智库研究现状 

为全面了解国内外智库研究的现状，笔者采用下述方法和途径采集相关研究文献：以 “think tank”“policy institute”“advisory board”“advisory group”“privy council”“expert committee”“brain trust”“think factory”等为主题词，通过Web of Science、ProQuest、Wiley、Springerlink、ScienceDirect、Emerald等数据库进行英文文献检索；以“智库”“思想库”“智囊团”“头脑企业”“政策研究机构”“综合咨询研究机构”“政策咨询机构”“脑库”等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等数据库进行中文文献检索，检索时间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人工判读删除不相关文献、会议和征文通知、卷首语等，共获得626 篇英文文献和1628篇中文文献。

1.1 研究文献发文量统计

通过对采集的文献数据进行梳理发现，国外智库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B. Nelson于1968年研究了智库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国内智库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如1992年谢科范指出智囊团制是最佳的科学决策体制。根据文献检索结果，自1992年以来中英文智库研究文献年发文量如图1所示。可见，1992年后的近20年里，英文文献年发文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后稳步增长。中文文献年发文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①2013年以前，年发文量与国外基本持平，数量较少；②2013年以后，智库研究蓬勃发展，年发文量呈井喷式增长，于2016—2018年间达到高峰，后有下降趋势，但仍在200篇以上，这表明近6年来智库研究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究其原因是2013年以来，党和政府连续出台政策文件，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由此掀起了国内智库研究热潮。另外，对近三年的英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与中国智库相关的研究文献量占比约为20%，说明国内的智库研究热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英文文献量的增长，中国智库建设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1.2 活跃学者及研究领域 

通过分析发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发现，国内外从事智库研究的活跃学者均聚集在高校（见表1）。可见，国外活跃学者多数集中在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关注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作用。如英国华威大学的D. Stone采用案例研究发现，国际智库网络Think20通过创建、阐述和论证跨国或政策共同体之间的政策与纲领性思想，协助二十国集团（G20）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H. Segal 和 D. E. Abelson以加拿大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通过出版刊物、举办专题讨论会、发表评论文章等方式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咨询；美国加州大学的 T. Medvetz 采用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发现，智库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综合发挥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专家等职能作用。

国内活跃学者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涵盖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新闻与传媒、科学研究管理、中国共产党等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见表1、表2）。这些活跃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①借鉴国外智库建设的先进经验，如王莉丽认为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可促进知识和权力的结合；朱旭峰和苏钰认为分析西方智库影响公共政策机理的层次结构，可以认识西方社会的政治运作，从而判断并预测西方国家的政策走向。②聚焦国内智库建设问题，如李刚认为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要解决智库产业的集中度和集群性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重要思想、重要选择和重要保障等建议；邱均平和董西露认为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必须对资源进行整合、激活思想市场活力、科学评价高校智库贡献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高校智库的社会影响。

1.3 研究分布与研究主题 

为直观地了解智库研究的主题分布，笔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提取关键词，构建100×100对称矩阵，并利用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Ucinet&netdraw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网络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的度中心性越高，在网络中越重要，线条越粗则表示两个关键词共现频次越高，结果如图2、图3 所示。

由图2可见，国外的智库研究主要分布在“大学”“美国”“英国”“欧盟”“东盟”，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政策”“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网络”“影响”“政策建议”“专家知识”“紧缩”（Austerity） 、“国际关系”“政策研究”“政策制定”“治理”“交流”“教育政策”“社交媒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知识管理”“合作”“创新”“二轨外交（Track-two Diplomacy）”等，而且智库和外交政策、公共政策、政策、政策建议、网络等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表明国外学者高度关注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

由图3可见，中文的智库和美国、智库建设、决策咨询、高校智库等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表明国内研究主要分布在“美国智库”“高校智库”“新型智库”，其中，新型智库包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智库”“科技智库”“民间智库”“社会智库”“党建智库”“媒体智库”“研究院所”“图书情报机构”等。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决策咨询”“影响力”“政策研究”“外交政策”“运行机制”“转型”“评价”“科学管理”“协同创新”“智力支持”“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独立性”等。

综上，国内智库研究起步比国外晚 20 余年，但在国家政策鼓励和社会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后来居上，研究文献发文量近6年远超国外。总之，国内外智库研究均呈增长态势，国外研究稳步增长，国内研究蓬勃发展。国内外智库研究的活跃学者均聚集在高校，其中，国外的活跃学者大多集中在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国内活跃学者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由于国内外智库研究学者的文化背景、研究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国内外智库研究主题各有侧重，国外以政策研究为中心，高度关注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国内则聚焦智库建设，重点关注国外智库建设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2 智库研究热点 

通过系统分析智库研究的现状，结合对近 5 年高被引文献和重要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学者均关注智库的知识性、预测性、创新性和有效性，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面向知识服务的智库功能、基于知识管理的智库运作、服务创新导向的智库建设和基于影响力的智库评价等。

2.1 面向知识服务的智库功能 

知识服务是建立在全球知识基础上的建议、专家意见、经验和试验方法，是帮助服务对象获得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智库是针对国际与国内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研究与分析，并提出建议，促使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作出明智决策的公共政策研究咨询机构。显然，智库是具有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公众认知和知识传播四大功能的知识服务组织。如 E. Zimmerman和D. Stone 从话语制度主义视角研究发现，亚洲智库通过提出“区域性世界观”“区域一体化”等概念和纲领性思想，为东盟应对经济危机制定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和金融一体化”的具体政策；文少保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分析指出，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包括产生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思想，提出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办法，进行前瞻性预测并提供解决难题的指导方案。D. Barnes 以美国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通过承接政府外包项目、参与讨论小组和各类会议、开展政策研究和提供出版物等知识服务活动，影响了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T. Laux 通过调研法国智库发现，非政府资助型智库以两种知识服务方式提供政策咨询：①为政治决策和公众审议提供科学的知识和信息，②推动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弥合政治决策、科学知识和环境需求之间的差距。F. Merke 和 G. Pauselli 以拉丁美洲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通过报纸等传统媒体、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共享信息和传播知识成果，提升了公众认知并影响了社会舆论。P. Abb 和P. Koellner 以中日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通过提供政策简报、评论、报告、期刊文章等知识成果，向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传播政策知识；王莉丽从智库设定舆论议程角度分析发现，我国智库通过在国外演讲、组织会议交流，在国外媒体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或者直接通过自媒体平台和社交媒体等融媒体传播，把创新观点、思想或被忽视的问题介绍给国际受众。

可见，国外学者一直关注智库功能问题，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既有理论研究，也有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智库的功能就是提供政策咨询等知识服务，面向知识服务的智库能对西方社会的政策制定发挥影响作用；比较而言，国内学者不太关注这个议题，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主要是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一定程度造成了目前国内智库工作浮于表面、注重形式传播、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脱节等服务供需问题。

2.2 基于知识管理的智库运作 

智库运作是典型的知识服务过程，其生产原料是数据、信息和知识，通过知识流的周转所生产的产品也是知识和建议。智库的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生产管理、知识产品管理、知识型员工管理、知识资源环境管理等。有效的知识管理是智库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如M. G. Hernando 和 K. Williams 通过构建智力干预框架，提出智库运作包括确定政策议题、形成政策建议、传播知识成果、树立智库品牌四个阶段；耿瑞利和申静通过构建智库的知识管理模型，认为智库的知识服务过程包括项目选择、知识准备、知识生产、成果产出等。毕长泉等通过网络调查美英一流高校智库成果提出，我国高校智库应该重视向公众推广、宣传和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开发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并通过构建机构知识库，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智库成果，从而为智库的高效运作提供基础保障；陈威龙以德国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的内外部成果审核机制是其运作的质量保证，其中，内部成果审核分为“内部书面评估程序—事实性核查—编辑部审校”三大流程，外部成果审核主要通过研究人员的学术关系网或社交媒体进行。J. Chang 和 Y. Hu 以美国智库为例研究提出，中国智库应该建立长期培训机制、促进多领域合作与融合、推动内外部人员流动和建立评估机制，以形成智库的人员配置模式，保障中国智库的高水平运作；朱敏通过分析国内智库人才培养管理现状，提出四条实施路径：改善人才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养管理运营人才、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以激活国内智库运作的内生动力。S. Javed 等采用访谈、观察等定性方法研究发现，自觉运用智库的知识资源，尤其是文化价值、规范以及多语言环境，对智库的运作绩效产生了明显影响；L. Huihuang 和 D. Shuyi 基于知识—权力理论研究发现，政府对智库知识生产所需的必要资源垄断，会影响智库运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可见，国内学者高度关注智库运作问题，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基于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探讨智库的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保障智库运作的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比较而言，国外学者较少关注这个议题，可能是西方智库运作已经比较规范。

2.3 服务创新导向的智库建设 

服务创新是指一切与服务相关或针对服务的创新性行为或活动，它能改进和变革知识型服务机构的服务流程和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并创造新的价值。智库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服务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影响力，促进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相结合，推进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如 E. Tsingou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跨国智库 G-30采用俱乐部管理方式制定全球经济政策；M. Schmelzer 对全球智库经合组织罗马俱乐部研究发现，该组织较早地利用计算机程序构建数学模型，用来预测世界发展趋势；曹如中等采用国际比较分析发现，美国智库凭借其研究上的“独立性”、差异化的专业发展和独特的“董事连锁现象”等机制建立了智库的立足之本、生存和发展空间；李纲和李阳认为协同创新情报服务平台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情报保障，提升我国智库的情报服务能力。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旋转门”是美国智库建设的创新性人才机制，如L. Nicander通过与智库人员访谈发现，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可以促进智库专家和政府人员之间的交流，扩大智库内部人员的关系网络；王卓君和余敏江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发现，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转化性领导机制和组织学习机制，可以实现中国政府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发展，促进新型智库建设。智库型服务已成为图情机构智库化建设的一个创新模式，如王凤满通过构建高校图书馆智库型服务体系，认为高校图书馆提供智库型服务，可以发挥其资源和人才优势，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地位。

可见，国内外学者都在关注智库建设问题，研究视角广泛，主要以服务方式、服务方法、服务平台、服务机制和服务模式等创新为导向，提出推进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并引发国内图情机构的智库化发展研究热潮，积极开展智库型信息服务、智库型咨询服务模式等服务创新研究。

2.4 基于影响力的智库评价 

智库评价是评价主体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对智库的组织、成果、影响力、人才等因素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评价过程。智库的功能在于给决策层提供建议从而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所以，评价智库的影响力对智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近20年来国内外机构和学者一直试图运用各种方法，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评价研究。如英国《前景》杂志于2001年设立国际“最佳智库奖”，每年都通过专家评议对候选智库进行评选，评选指标包括对政见的影响力、关注议题的重要性、所提政策建议的创新性和合理性等；J. G. McGann 领导的“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全球智库报告》，采用调查问卷法和同行评议法，对全球6000余家智库的影响力、资源、效用和产出等指标进行打分排名。2014年以来，我国多家权威学术机构进行智库评价研究，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4年起每年都发布《中国智库报告》，采用问卷调查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评价模式，以智库的决策咨询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和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为评判标准，对中国智库进行评价及打分排名；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于2015年推出首份《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以后，每年都发布一个智库评价研究报告，最新的《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2019）》，继续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AMI（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进行评价研究。除了专门机构对智库影响力进行持续评价，国内外学者也关注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指标选择及方法研究，如D. E. Abelson采用网络调查、Spearman相关系数等方法，以媒体引用率、国会证词数量以及与政府部门沟通情况为评价指标，评价智库在决策各个阶段的影响力；J. Y. Lerner 采用回归分析法，以智库在国会引文中出现的频次和在国会作证的次数作为评价指标，评估智库对国会的影响力；陈升和孟漫基于网络数据，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对39家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进行测算及打分排名；陈媛媛和李刚运用链接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统计方法，基于智库的媒体宣传特性，构建了智库网站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网站规模、网站入链、网站出链、网站内链、网站总链、网络影响因子、出链网络影响因子、内链网络影响因子、网站显示度组成；董玥等基于扎根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从微信平台、用户属性、服务方式及传播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新型智库微信公众平台信息传播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可见，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相当丰富，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基于政策影响力或网络影响力构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公布的智库评价报告各具特色，但评价结果却受到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多数的定性研究采用专家打分、同行评议或问卷调查法，评价过程不公开透明，评价结果受主观性影响的可能性大；而大多数定量研究依赖于社交媒体的引用量或与互联网有关的可计量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能代表智库的咨询建议已转化为政策或影响到政策制定。未来的智库评价研究将更多地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模式，以保障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 智库研究前沿 

基于2017—2019年的高频关键词变化（见表3）和对近3年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并结合知名专家学者关注的研究议题，预测未来智库研究的前沿将是技术驱动的智库知识创新、智库的生态系统建设、智库的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和智库信誉的维护与提升等。

3.1 技术驱动的智库知识创新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智库的知识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 如在2018年北美智库峰会上，J. G. McGann的团队提出，人工智能、信息图形、新媒体等新兴技术为智库提供了一系列知识创新的新方法、新工具；M. Teli 等指出 ThinkDigiTank数字平台的共享仓库等技术和协同写作功能，便于智库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能促进智库的知识创新；丁波涛提出将感知智能技术、计算智能技术和认知智能技术分别应用于智库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成果创造，以拓宽数据自动处理的边界，实现智能决策，替代人类的部分思考，从而极大地提升智库知识创新的成效；黄晓斌和张明鑫通过构建新技术环境下的智库情报服务创新体系提出，智库可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挖掘分析海量数据资源，构建信息资源协同与共享平台，推送研究成果，从而推动智库的知识创新。可见，在新媒体、数字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驱动下，现 代智库的知识获取、处理、交流、共享和传播更加智能化和网络化，这将为智库的知识创新提供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3.2 智库的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 “嵌入”（embedded）由 K. Polanyi 于1944年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核心概念，目前已在军事、科技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是指智库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深入政府决策咨询全过程的服务模式。如J. Y. Lerner 通过评估智库在国会的影响力指出，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其他组织的紧密联系，可以大幅度提高智库的服务质量；L. Zhu构建的嵌入式职业教育智库模型，不仅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咨询、指导和建议，还能预测未来新型智库的发展趋势；汪锋提出的大学智库“交互嵌入” 制度模式，既能保持大学智库的适度独立，又能使其深度参与决策部门的政策咨询工作；李刚和郭婷婷构建的智库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理论框架，试图解释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与政府“内脑”协同研究的服务模式，并提出了4种模式：政策过程嵌入、决策咨询流程嵌入、决策咨询场景嵌入、政策共同体圈层嵌入。目前，智库的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是我国学者在进行理论探讨。但这种服务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供需脱节问题，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可见，智库的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应用将会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议题。

3.3 智库的生态系统建设 

自英国生态学家 Tansley 于1935年提出“生态系统”（Ecological System）以来，这一概念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等，这些系统都是由互相联系的不同组织形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复杂系统。智库与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知识的传播、共享和交流，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具有自适应、自调节和自组织功能的复合体，具有明显的生态系统特征。如J. Landry基于场域理论分析指出，智库通过传播思想、维护关系网络、举办会议、组织培训和研讨会等知识服务活动维护和再生了其生态系统；J. G. McGann 以韩国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模式依然对智库的生态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裴蕾构建的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模型，用生态学观点解释了在内外部创新生态系统中，高校智库所承担的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作用，把握了高校智库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关键进程和节点，促进了创新思想和创新模式的产生，有利于提升高校智库发展水平；潘苏楠和李北伟认为在基于知识管理的地方智库创新生态系统中，加强知识创新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并保持与创新环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通过要素集聚、协同共生、市场培育和资金保障等机制的高效运行，能保障地方智库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智库建设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普遍存在方向不清、定位模糊、同质竞争、功能缺失、活力不足、缺乏协同等问题，亟待通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生态系统来完善其功能。可见，智库的生态系统建设将是保障智库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议题。

3.4 智库信誉的维护与提升 

当前，智库已成为政策制定中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但由于其研究水平、独立性、影响力等越来越受到决策者、社会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导致智库信誉问题日益突出。如C. Doberstein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法研究发现，对政府决策者来说，学术界的研究内容比智库更值得信任，而那些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来源则都不可信；J. S. Tchilingirian 通过与英国智库研究人员访谈发现，导致智库失去信誉的主要原因有：公众/历史对智库陈述目标/精神的看法不一致、宣扬极端政治思想、研究不切实际/不足、遗漏重要信息或由资助者主导研究等，并认为品牌的一致性、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密切联系有助于智库信誉的维护与提升；R.Niblett 以西方智库为例研究发现，智库面临的挑战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对一项政策解决方案的怀疑，往往会转化为对智库基础研究和事实的怀疑，从而削弱了智库的信誉；T. Bajenova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研究发现，欧洲智库通过动用其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政治资本和网络资本，增强了在欧盟决策场景中的合法性、公信力和知名度。可见，国外学者开始认识到智库信誉的重要性，因为信誉是推动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智库只有凭借其独立性、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信誉，才能产出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成果，才能提供有效的决策咨询建议，才能在决策咨询和公众认知中具有公信力，所以，智库信誉的维护与提升将是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4 结束语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针对性强的政策诉求以及迅速发展的新兴技术，使得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政策咨询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新变化的政策咨询需求是驱动智库创新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智库的核心资源，知识服务能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智库的知识服务活动具有高度的创新性。所以，未来的智库研究，将探究新兴技术驱动下智库的知识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信誉维护与提升等议题，从而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中国智库生态系统的形成及包容性发展。

作者分别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