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信息贯穿于社会智库运行过程的始终，信息是否全面、是否准确及时、传递是否顺畅将直接关系到智库的决策、科研以及成果传播能否顺利进行。社会智库针对各类公共问题，提出可行的决策咨询方案，其实质就是通过信息筛选，得出客观与中立的形势研判和政策设计。詹姆斯·麦甘指出，“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信息，使信息体现它们的价值，是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基本要求”。社会智库不仅要能提供正确的信息，还要保障所提供的信息容易理解和消化。从政府角度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智库研究提出了新的期盼。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决策咨询的“外脑”，必须能提供科学、客观的咨询方案。从社会智库自身看，“信息是其进行政策分析的基础，其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就在于能获得相关政策及其发展演变的全面信息”。国外智库研究起步早，对信息获取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如以项目为导向的信息资源建设，打破了传统的信息资源学科设置体系，保障了对权威性信息资源的绝对占有，同时还探索建立多渠道的信息供给网络、保障了信息服务内容多样化，形成了灵活的信息服务策略。

国内智库研究起步较晚，在与之相关的各类信息共享和信息体系建设还存在不足。一方面是智库与政府间尚未建立信息共享的大型数据库；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尚未出台智库间信息共享的文件和意见。但官方智库由于和政府联系紧密，在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方面较其他智库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可参与政府的会议，二是可接触政府文件资料，三是直接与政府部门间的互动，从而保障信息资源的获取”。社会智库虽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政府信息的获取方面，并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有力支持。与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在政府信息的获取方面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现象。由于身处体制外，社会智库无法以“自己人”的身份深入决策核心内部，难以获知最新的信息和决策动态。大多数社会智库主要靠网络、媒体和文件获取信息，通过报刊、会议等判断和推测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直接决定研究成果质量的最新统计数据往往难以得到，从公报和年鉴上获取信息虽然方便，但时间上存在滞后，数据也缺乏说服力。”此外，在政府决策咨询过程中，党政决策部门对官方或高校智库已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和强烈的选择偏好，这无形中就挤压了社会智库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由于难以获取准确、及时和全面的信息，也导致社会智库难以提供令决策者心仪的研究成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为社会智库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面对新的机遇，社会智库如何提升信息获取能力，保障信息资源供给是其进一步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将构建指标体系，选择研究样本，依据客观数据，利用量化方法来测度社会智库的信息获取能力，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有效提升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的相关举措。

研究指标与样本选取

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是指在其运行过程中，通过提高对信息的关注度和敏感性，建立信息关系网络，拓宽信息渠道，提升信息获取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以满足运行中各阶段对信息的需要。这一定义表明，一方面信息贯穿于社会智库运行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社会智库应与外部多元主体建立联系，拓展关系网络以提升信息获取能力。

（一）信息获取能力指标选取

在智库信息获取能力的相关指标选取上，学界已有所探究。徐晓虎在地方智库运行机制研究中指出“智库负责人影响力”对智库信息获取具有重要作用，并以行政级

别作为“智库负责人影响力”的定量依据。朱旭峰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智库的行政级别与该智库的经济实力、人才实力的相关性较为显著。民间智库由于没有行政背景，只能依靠智库内部的官员或名人去获取信息资源”。合作单位和网站的友情链接常被学者们作为社会智库信息获取的重要指标，在合作过程中，信息与数据的共享通常被纳入合作范畴。克拉克（Clark）为避免主观性评价对美国智库影响力排名造成的误差，在信息能力指标下设置了网站友情链接。王桂侠在信息运行机制研究中强调信息获取的代表性指标，即广泛的分支机构、多学科的高端人才以及积极拓展的网络资源。吴育良探讨智库信息服务指标时将智库内部设立的资料室、图书馆以及其他资料存储机构作为了智库信息与数据来源的重要渠道。信息源对智库研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信息源包括智库的数据库、专业统计网站、人际关系、国际数据合作项目发布的信息等”。由于当前大多数社会智库不具备大规模调研的能力，利用已有信息源获取信息则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如政府官员加盟通常能为社会智库研究带来诸多资源，而知名人士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信息源，凭借人脉关系可为社会智库提供及时而准确的信息。在智库权威指标评价方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在“管理力”指标体系下设置了“信息化管理”，并将智库自身的“数据库”作为主要指标。CTTI来源智库MRPA测评指标体系，在智库资源指标中设置了研究人员、行政人员、网络资源等指标。詹姆斯·麦甘在《全球智库评价》中将“拥有质量可靠的关系网络”和“吸引与保留领先学者和分析家的能力”作为资源指标的重要内容。

综合上述研究，以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可量化为标准将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知名人士、负责人影响力、合作单位，社会智库内部的资料存储机构、友情链接、信息渠道、高端研究人员等作为信息获取能力的指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智库名录2015》和“中国网”中对社会智库的统计为依据，整理统计的社会智库共147家。采用无放回抽样的方法，确定研究的样本数量。经计算，应

选取21家社会智库，样本选取坚持如下标准：一是所选的样本必须具有稳定性；二是具备决策咨询性特征，一些长期无咨询方案提出的社会智库不能纳入样本；三是所选样本必须能搜集到相关指标数据。基于此，在样本总量中选取了21家社会智库，即盘古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江厦智库、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察哈尔学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自然之友、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中改院”、零点有数科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指标数据来源，一是各样本社会智库网站所公开发布的数据；二是社会智库开通的微博、微信等公众号；三是智库负责人的微博和微信中的相关文章，智库内部专家的微博和微信以及相关专栏；四是中国知网、维普资讯以及万方等数据库搜集的与智库相关的数据。

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测算及影响因素

（一）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测算

为了解各样本社会智库的信息获取能力，本部分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各指标数据分布呈现明显的非均衡，存有诸多极端值，且大多数社会智库没有达到均值，尤其是在政府官员、知名人士以及合作单位等方面存有较大差距。这说明社会智库在信息获取方面对这些指标存有依赖性，其他一些存有极端值的指标则表明在信息获取方面，社会智库对这些指标的应用能力差距较大。

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测算方面，借助SPSS22.0软件，采用了因子分析进行探索。结果显示，KMO值为0.641，大于0.5，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值sig<0.001，说明这些变量中存在公因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进行因子提取，共提取2个公因子，两公因子共解释了原指标总方差的67.992%。在因子旋转方面，信息渠道、知名人士、政府官员、合作单位、负责人影响力等在第一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社会智库人才集聚与合作能力。资料存储机构和高端研究人员在第二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社会智库自我积累的能力。此外，通过方差贡献率和两个公因子的载荷计算得出了各样本社会智库的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显示，样本社会智库的信息获取能力整体低效且两极分化。总得分大于0的仅10家，占样本总数的47.6%，表明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均衡。得分方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得分最高，“中改院”第二，综合开发研究院第三。这与当前国内的社会智库排名基本相似，此外，得分较高的社会智库，一方面是其各项资源较易获取，另一方面则是其内部拥有大量退休或在职的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得分较低的社会智库往往缺乏这些人际关系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当前有利于社会智库良性发展的环境还尚未形成。

（二）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

为探寻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对各指标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显示，信息渠道与知名人士、政府官员、合作单位、负责人影响力以及资料存储机构存有明显的正相关。这表明当前社会智库信息的来源主要还是依赖社会智库负责人、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人脉关系以及合作单位的支持。如“国经中心”和“中改院”负责人曾经的行政级别均在副部级及其以上，便利了信息与数据的获取。高端研究人员仅与政府官员和资料存储机构存有正相关。一方面可能与这一指标内存有极端值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智库内政府官员的存在对高端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集聚能力。

在信息获取能力影响因素探索上，选择了逐步回归方法。结合相关性检验，因变量选择了信息渠道，自变量为政府官员数量、知名人士、负责人影响力、合作单位、

资料存储机构以及高端研究人员。通过逐步回归，调整为0.701，“说明引入方程的自变量有一定效果，拟合度也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较强解释力”。政府官员、合作单位、资料存储机构被纳入了方程，是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自变量因显著性概率P＞0.05，未被纳入回归过程。在自变量对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程度上，政府官员、合作单位、资料存储机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41、0.388和0.377。这说明社会智库内政府官员数量对其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作用最大，合作单位次之，再者是社会智库内部资料存储机构。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的结论

本研究以信息获取能力的指标体系为依据，采用因子分析对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逐步回归对信息获取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政府官员、合作单位以及资料存储机构对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信息孤岛”制约了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当前，“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在信息公布方面，都存在相对封闭的情况，还没有形成具有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数据网络平台，更没有实现社会智库和官方智库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的良性机制”。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大多数社会智库无论是在政府信息还是其他信息获取方面均面临诸多阻碍。友情链接由于存在较多缺失值，未纳入方程，数据搜集显示，大多数社会智库网站要么没有友情链接，要么较少。排名靠前的样本社会智库友情链接也较少，弱势社会智库往往难与这些知名度高的社会智库建立合作关系。

第二，信息获取能力对政府官员存有依赖。描述性统计中，各样本在政府官员、知名人士以及合作单位方面存有较大差距，一方面表明这些指标中存有极端值，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智库信息获取对这些指标存有依赖性。回归分析显示政府官员、合作单位以及资料存储机构对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有显著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中，政府官员的标准化系数明显高于后两者，表明政府官员在社会智库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同时也表明当前社会智库信息与数据的获取对其存有依赖。

第三，社会智库信息获取能力整体较弱，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因子分析测算显示，总分大于0的社会智库仅占样本量的47.6%。最高得分仅1.02分，最低得分

为-0.78分。总得分方面，得分较高的社会智库，多是影响力强，资源易获取，内部较多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排名靠后的社会智库大多不具备这些优势。

（二）研究的启示

1. 依据政策支持，构建大数据平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社会智库也面临诸多新机遇。2016年工信部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大数据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智库可借助政策支持，结合政府倡导的“互联网+”战略，构建大数据平台。平台构建方面，一是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注重“互联网+”在平台中的应用；二是提升数据分析和管理技术，注重音频、图片和视频以及其他技术性指标的标准化建设；三是培养专门的数据分析人才；四是制定数据管理办法，做好数据的管理、采集、共享和转化。“打破由部门孤立与行业分割等因素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提升社会智库研究所需的宏观经济运行、社会舆情动态以及政策执行情况等数据的收集、分析、预测等数据挖掘和处理能力。”

2. 协同多元主体，构建信息共享机制。跨界协同、开放融合、共建共享是智库发展的大势所趋。“在新时代，社会智库要提升信息获取能力，还需社会力量的广泛深度参与和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的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在各主体间的共享。”

一是实现各主体间的信息互通。2019年中央政府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智库应紧紧围绕服务党和政府决策这一中心任务，着力提升信息采集能力。同时，与政府部门、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等进行协同合作。为提升合作效率，各主体间应打破条块分割，使信息资源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归口配置、集约使用。二是在人才方面为信息共享提供技术保障。信息的共享需要专业人员对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处理和分析，各合作主体应发挥本部门信息技术人员的作用，以保障信息的时效性和应用性。三是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要注重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由于各主体间的利益不一致，存在着信息发布不全面、不彻底的状况。因此，在信息共享机制的设计上要注重提升信息效率，全面了解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激励相容，进而实现信息共享。

作者分别系系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海南省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