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更高、沟更深”,我们应该怎么办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05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张道根

回望历史,纵观大势,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可能发生五大趋势性变化:


第一,逆全球化凸显。


世界仍然是坑坑洼洼的,而且许多地方山更高、沟更深,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日渐强化。


第二,无极时代来临。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一超多强。现在,美国以退为进,世界领导力明显衰退,同时积聚力量、收缩战线,中美战略竞争加剧。G20也好、G7也罢,作用发挥得都不好,世界恐怕会进入一个G0时代。


第三,转向自给自足经济。


人类社会经济经过数千年发展,早已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开放的分工协作经济。世界各国都从全球化生产、贸易、投资中,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好处。


然而,疫情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呈现方向性改变,由全球化拓展向区域性收缩转换,经济活动由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全球性活动向靠近消费者的地方性活动转变。


第四,滞胀型衰退再现。


美国纽约大学努里尔·鲁比尼教授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将出现“L形大衰退”。许多国际机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负增长3%,衰退何时结束难以预料。由此,无就业扩大式增长、区域型高成本生产以及过量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将交织并存。


第五,无序动荡世界。


二战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相对均衡格局受到挑战。以我为主、相互猜疑的多极时代,地缘政治冲突,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矛盾有所加剧。全世界都需警醒,防止历史重演。


结构要优化、质量要更高,从长计议稳住经济基本盘


没有重大危机深刻冲击,人们往往对重大变化熟视无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冲击,测试了全球治理秩序和体系的能力,暴露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标志着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走到尽头,世界进入秩序重构与全球化再平衡的时期。


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从全局和战略上谋划长远发展的前提基础。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趋势性变化,我们该怎么办?首要的是集中力量稳住经济基本盘。


经济体量越大、内部积累的问题越多,衰退越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全局性危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伴随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中国经济下行调整难免,但结构要优化、质量要更高,从长计议稳住中国经济这艘大船。


第一,增强忧患意识,防止陷入“四大陷阱”。


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引发激烈的对抗冲突;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中国会不会像巴西、阿根廷等曾经风光一时的国家那样,跨越不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台阶;


三是“财富驱动陷阱”,就是在国民经济走过资源推动、大规模资本投资推动阶段后,走不过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四是“日本20年长期失落陷阱”,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导致国内需求长期疲软,经济总体处于很低速的增长阶段。


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刚达1万美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不发达。跨越不过以上“四大陷阱”,就要出大问题、有大危机。为此,我们要稳住经济基本盘,保持战略定力,不盲动、不慌乱。相信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就不会趴倒不起。


同时,保住就业、保住基本民生、保住市场主体,就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该淘汰的要淘汰,该重组的要重组,该调整的要调整,不能逆势而动。


还要看到的是,稳经济基本盘,一大前提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不发生较大的社会不安全、不稳定的动荡。


第二,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面对此次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长期经济基本面向好没有大的改变。


特别是,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回旋余地大、空间广、韧性强、后劲足;出口依赖度大大降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增强,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度从2007年的45.3%跃升至2018年的76.5%,基本实现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增长转型。


同时,工业体系完备程度居世界首位,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走在全球前列,人力资本整体实力和开发潜力大等优势,都没有改变。


第三,用力太猛、下药太重,欲速则不达,稳住中国经济不能只顾眼前。


按照2020年财政赤字率3.6%以上计算,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扩大了1万亿元以上。财政赤字扩大主要转移支付给地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日常社会运行。相较之下,美国的联储资产负债表从3月初的4万亿美元已扩张至7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翻了一番。


有专家认为,大危机要有超强刺激、超级宽松;有的甚至讲要搞“直升机撒钱”,直接发钱给困难家庭和待业职工。但是,中国没有搞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搞挖洞填坑式凯恩斯扩张政策。


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拥有独特的世界铸币权。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及大规模放水,美元储备价值可能下降,但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市场需求在危机中可能更旺盛。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能学美国,也学不了美国。


片面强调一国优先,既不能保障安全,更带不来繁荣


做好应对美国全面遏制的长期准备,是一场考验中国智慧、韧性、能力的持久战。


一是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打算,有备无患。


要有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想清楚最坏的可能结果,做好防范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但是,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最糟糕局面出现。要努力朝着最好结果去做工作,求最优才可能有次优。


二是坚定维护和平发展,尽可能减少国际对抗冲突。


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14亿中国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要有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今日之中国绝非昨日之中国,比起新中国建立初期乃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更强、更有能力。我们要更好地维护和平安宁,以德服人。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争取与更多国家强化经济贸易投资往来。


全球化没有终结,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利大于弊,逆全球化无法解决许多根本性问题。片面强调一国优先,既不能保障安全,更带不来繁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开放程度还不够,开放潜力、开放空间还很大。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开放,扩大国际合作交往。


与之相伴,我们还要加快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随着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的区域性内向收缩,核心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显现。


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过去40多年增速全球领先,制造业份额占全球1/4、居世界各国之首。但是,我们依然“大而不强”,主要有两个软肋: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二是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不力。


比如,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水平不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太少,很多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特别是,像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太少,许多高技术企业还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新科技。


又如,金融结构与金融体制越来越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和虚拟化严重。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却恰恰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弱项。


科技创新能力不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力,关键问题在具体的体制机制上。现实中,科技研发分钱分物不少,但很多钱都变成纸、变成论文,而花了大钱的论文、研究成果再也变不成钱了。


同样,金融系统钱更多,但主要是钱生钱、赚快钱,高度垄断、自我做大循环。而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薄,不少企业家抱怨自己在给银行打工。金融的本性是“玩转钱”,金融的最大危险是“只玩转钱”。


就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而言,一要加大“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瞄准非干不可的重点领域、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用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科技攻坚;二要抢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前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医疗等;三要聚焦资源集约节约、循环利用以及绿色环保技术,走节约型绿色环保发展道路。中国不可能搞美国那种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创新,也很难走高投入、高消费、高消耗、高增值之路。


就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而言,要突出信用信誉为本,严肃严格金融秩序、规则和纪律为要,强化依法合规综合监管为基,抓好科技金融、多样化金融、普惠金融、开放型市场化金融建设;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有序发展新金融;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小微企业为基础的银行体系,继续稳妥扎实推进金融国际化。


办好中国自己的事,让14亿人安居乐业,是天大的事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坦率地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国在经济上会更加顾自己,把筹码押在本国市场上。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外需萎缩可能扩大。要着力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内需来补外需萎缩,通过扩大内需来拓展内外经济循环。


事实上,我们扩大内需有基础、有潜力、有后劲。


首先,中国2019年净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已是负值,说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依赖明显降低。


其次,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大于美国人口总量,消费需求规模巨大。


再次,服务业占GDP比重52%稍多,远低于美国的80.6%、日本的69%、德国的62%。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低于制造业,因而我们发展餐饮、商业、旅游、住房等服务业大有空间。


此外,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率还可以提升,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潜力巨大,扩大内需的后劲不可谓不足。


要围绕满足消费需求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一是把握国内多层次消费需求的变化,拓展品牌化、个性化、细分化、定制化、专业化商品和服务消费,激发新供给;


二是创造新模式、新业态、新方式,引领拉动消费性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消费产业发展生态;


三是打破各种行政垄断、市场障碍,培育和发展各种有市场需求的高端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养老照护等服务产业;


四是支持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零工经济、自雇就业、灵活就业等择业形式,开拓多样化、多渠道就业途径。


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生产性投资和公共服务性投资增长。


例如,适度补齐基础设施体系短板,有重点地推进新基建投资,加大政府投资,构建更加完善、更广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平与发展大势未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把占世界近1/5人口的国家搞好,让14亿人安居乐业,是天大的事。


归根结底,我们要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造福人民;不折腾、不摇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共识,尽最大努力团结最广泛的群众,激发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在重大历史关口办好自己的事的重要保证。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长、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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