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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办智库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6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蔡雯,蔡秋芃

说到媒体的转型和发展,“媒体融合”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焦点。其实,在融合的热潮下,还有一股深流值得探究,那就是媒体以创办智库来带动转型。虽然涉足于此的媒体只是一部分,但这种转型试验对于媒体和新闻业变迁的驱动和导向却引人深思。


媒体办智库的实践历程及研究概况


笔者以“媒体智库”“媒体智库化转型”等学界讨论媒体办智库现象时所出现过的几个核心词在国内常用的多家人文社科类文献数据库和网络上进行了主题与关键词检索,截止到2019年3月,共收集筛选到适用于本课题研究的142篇文献资料作为分析样本。


我们对142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同时也将文献中所有提及到的媒体创办的智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和统计。结合两项数据可以发现文献发表数量和媒体创办智库数量之间明显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媒体创办智库在2012年数量上升(5家),并且“智库”一词开始在机构名称中出现,之前都以“研究中心”“研究院”为名;2015年媒体办智库达到第一轮高潮,共计11家。研究这类智库的成果发表则在2015年数量明显递增(21篇),201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61篇)。由此可见,研究成果发表稍后于智库创办实践,而研究热度高点也是略晚于实践热度的时间节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文献梳理中发现,我国新闻媒体创办研究机构是从1983年新华社成立新华社通讯社新闻研究所开始的。该研究机构的前身为1980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新华通讯社新闻研究部,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政策、内容、文风、技巧等方面研究和评论新华社每天播发的新闻稿;结合采写实践开展新闻业务研究和理论研究;整理社史;研究外国通讯社的情况和经验。20世纪末,类似新闻研究机构在其他一些媒体也有组建,并且有相关的业务总结报告和研究成果。但是,这类研究机构当时并没有被研究者视为“智库”,直到2008年之后,才有一些论

文作者将这些早期的新闻研究机构与媒体的智库化转型相联系。研究者对于早期研究机构给予“媒体智库”的“追认”,也是其认识发展的结果。


从内向型研究机构到外向型媒体智库的实践轨迹与认识发展


(一)2013年之前:以内向型研究机构居多,主要为媒体自身发展出谋划策


前文谈到,1983年开始,已经有一些媒体陆续创办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但这些机构在2008年之前尚未被称为“智库”。2008年,《青年记者》第3期以“智库通未来”作为当期主题,介绍了媒体借助智力资源谋划自身发展的现象,汇集了一些专家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与思考。“传媒智库”一词就是在这期专题中开始出现的。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专长于传媒领域筹谋和调研的专业智力服务机构”;有学者认为传媒智库“是传统意义上的智库在传媒领域的衍生,即为媒体出谋划策的群体和组织”;还有文章在标题中用“传媒内部智囊”来界定媒体创办的研究机构。在此之后,一直到2013年,学界关于“媒体与智库”的研究有所减少,数量只有零星几篇,内容也主要是延续这些观点和介绍业界实践情况。

从这一阶段研究中涉及到的媒体研究机构的具体情况介绍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机构大多有相类似的宗旨和任务,那就是主要为自己的母体(传媒)服务,故我们视其为“内向型研究机构”,只是在运行机制和操作方法上,各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选择和变通,大体上可分“内脑”和“外脑”两类。


“内脑”,指媒体内部设立的智囊机构,具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传媒集团内部诞生的战略和运营研究机构;第二种是传媒集团下设的新闻研究所,负责研究新闻业的发展趋势、新闻业务相关课题和专题;第三种是媒体设立的博士后工作站,吸引相关研究人员进站,参与媒体集团的战略研究和管理的实际工作,为媒体出谋划策。


“外脑”,指媒体外部的智囊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传媒智库提供支持的学者和专家,主要是科研机构GEST 119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第二种是为媒体提供支持的专业咨询机构。


这种分类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认为,内脑是媒体内设机构,本身可被视为媒体智库,而外脑只是为媒体服务的外部人员和机构,人员不属于媒体,机构也不能被视为媒体智库。因此,内脑与外脑并非对等和并列的关系,这一组概念说明媒体研究机构是完全由内部人员承担工作任务还是要依赖外部人员或机构。


也有文献讲述到另外一些情况,比如成立于1992年11月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向中央报送大量参考资料,对中央战略决策、外交决策、处理国际关系发挥重要参考作用,承接各部委委托的大量课题,对相关政策出台起到重要参考作用,被认为具备了生产智慧和思想的功能,可以跳出媒体自身,为其他机构出谋划策。有学者称其为“智慧输出型传媒智库”,即“某个传媒个体依据自身对信息的占有优势,利用新的技术或成立新的组织,对自己原创性的信息进行聚合、整理、分析,从而通过对需要此类信息的组织机构产生指导作用来获取利润”。虽然

这种类型的媒体研究机构当时为数不算多,但说明在媒体早期创办的研究机构中,已经有超越传媒业本身,面向社会更广阔领域的案例。比起当时数量居多的“内向型”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与人们通常意义上谈论的为制订公共政策提供思想、知识和服务的“智库”更吻合。


(二)2013年之后:重点建设外向型媒体智库,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服务


媒体创办研究机构在2013年后进入高潮,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自2012年起,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文件和决议,在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和号召之下,媒体纷纷布局智库建设。


这一时期新建立的媒体智库,在功能定位、服务对象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也被提升到理论层面,出现新的阐述。如:“媒体智库就是以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为主体办智库、进行智库建设,是媒体与智库的结合。媒体智库是利用媒体优势资源,以开展深度研究为核心业务内容的研究性平台或机构”。又如“所谓媒体智库,是指有一定公信力、传播力和研究能力的大众传媒设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政策研究与建议、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再如,媒体智库“是指由媒体主导发起设立,为政府、社会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服务的研究咨询机构”,等等。这些论述表明,媒体智库在新时期的发展得到一些共识:(1)由媒体创办;(2)是提供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的机构;(3)是智库分类中的一种,成果类型是智库产品;(4)服务对象是政府和社会而不只是针对媒体本身。可以说,2013年后,媒体开始重视建立“外向型媒体智库”,“智库”两字也更多地在机构名称中出现。


媒体智库从内向外转型,不只是国家战略和政策推进使然。有分析认为,“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冲击:受众数量减少,广告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人才流失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智力输入型智库虽然能够暂时帮助媒体解决一些经营管理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媒体的转型。具有战略眼光的媒体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着手在智力输入型智库的基础上,建立外向型智库,即智力输出型智库,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智库开始零星出现”。


这一转变,也引发了前一阶段的“内向型研究机构”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媒体智库”的质疑。有人提出,“并不是每个媒体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都是智库,只有致力于为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等外部单位提供决策咨询和研究服务的机构才是智库,而定位于内部研究机构,仅为所在媒体单位提供服务的研究机构不能称之为智库”。还有人列举了实例进行区分,认为一些媒体组建的研究院、研究室和研究部,大部分都定位于内部研究机构,仅为所在媒体机构提供行业动态、政策研究和决策参考,因此不能认为是媒体智库,例如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粤传媒研究院、广州日报研究室……但也有一些媒体组建的研究机构是开展对外研究的,比如南风窗研究部长期承担“调研中国”项目的运作,具备了智库的功能,可以被认为是媒体智库。这些讨论,让我们看到媒体智库实践带动学术研究向深度发展。


争议与思考


(一)媒体智库,只能由媒体主办?


随着媒体智库升温,一些媒体开始联合其他机构的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共同合作创办智库。比如,2014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成立的南方舆情研究院;2015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联合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经济学会、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等机构成立的长江智库;2015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百度、国双科技等等成立的羊城晚报智慧信息研究中心;2015年南京大学联合江苏广电集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有线电视集团等成立的江苏紫金传媒智库;2016年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成立的封面智库;2018年佛山日

报社和佛山市社联成立的佛山传媒智库……这些媒体智库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新的趋势——媒体不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寻求多方合作,整合各个行业的优势资源,打造更强大的媒体智库。


这些新的尝试引发了争议。由多个主体合作创办的智库是否可以算是媒体智库?江苏紫金传媒智库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关注点。2015年创办的紫金传媒智库,其主导机构是高校,媒体只是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高校智库,但又和一般的高校智库不同,它由江苏各大传媒集团注资成立基金,基金收益用于支撑智库研究与相关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有了一定的传媒特色,名字也叫紫金传媒智库”。有人提出“(媒体)智库必须由媒体主导发起,有的智库虽有媒体参与发起,在名字中也有传媒等字眼,但是由高校等其他机构主导设立,在高校挂牌,应定义为高校智库”。还有观点认为,由传媒集团内部生成的叫做内生型传媒智库,由传媒集团资助或参与的可以称作外生型传媒智库,他们都属于媒体智库。外生型传媒智库是由传媒集团与外部组织联合创办的传媒智库,比如紫金传媒智库和财新智库与莫尼塔(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财智莫尼塔”研究平台。“这种外生型传媒智库具有部分的传媒基因,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联合政府、企业、高校的行业精英,有效配置优势资源,是媒体寻求生产创新的一种路径探索。”还有人将紫金传媒智库、第一财经研究院、羊晚智慧信息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跨学科智库联合体、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佛山传媒智库等智库都看作是外生型媒体智库。


这一争议的焦点是对媒体智库的主体认定,是否只有媒体主办的智库才能被称作媒体智库或传媒智库?当媒体的智库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媒体自身的资源显然不足以完成越来越复杂、专业要求也越来越高的工作任务,跨行业的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在智库实践中,主体的复杂性、定位的多样性和运行的新范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也会促使研究者跟随实践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我们认为,媒体智库应该由媒体独立创办或者由媒体作为主要发起和主办单位,非媒体单位主办的智库不宜称为“媒体智库”。


其实,这一争议的更大意义是,媒体智库的主体复杂性显示出产业融合不断推进的趋势。新闻业与其他行业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通过传媒与其他行业的资源整合和融合,媒体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分发和运营,而是拓展到更广阔的知识生产、舆情、咨询、培训等领域,为媒体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像空间。


(二)媒体智库,是媒体发展的未来吗?


2015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投身智库建设。以智库建设促进媒体转型,各家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也引发了有关“智库型媒体”和“媒体型智库”的讨论。


有人提出,媒体在智库实践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智库型媒体,即在报道中呈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在业务上呈现智库化的特点,这种模式比较初级;另一种是打造媒体型智库,即媒体建立智库并带动媒体转型。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有存在,是并列的关系,第二种模式是最主要的。也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时代,智库与媒体正在实现深度融合发展。特别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传统媒体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智库化、专业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选择。如何发掘深度和专业优势,打造媒体智库,进而从智库型媒体迈向媒体型智库,逐步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媒体转型生态系统,成为亟待破冰的课题。“媒体型智库”是媒体转型的目标吗?或者说,未来的媒体会变成智库?我们认为,当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这种预测。近几年,以办智库带动媒体转型已经出现一些颇有成效的个案,如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梅志清2018年在“智库型媒体发展高峰论坛”上透露,该报实现了近六年来营业收入首次正增长,其中数据收入、新媒体收入占40%,实际利润逐渐接近历史最好时期。这一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报社在2018年2月成立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确立了“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型媒体”的目标。本文作者专程赴南方都市报调研,了解该报的运行机制。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设立了技术部、产品部、商业数据部、民调中心、课题中心、项目运营部。产品共有八类:看数据新闻、评价榜单、民意调查、咨询研究、鉴定评测、评估认证、数据库、轻应用。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在媒体上公开发布,但也有一部分是接受政府、企业的委托进行独立研究、有偿提供给委托方的。报社的组织架构目前还是以采编指挥中心与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并行,并无以研究院取代新闻编辑部门的打算。


我们主张慎用“智库化转型”的提法,因为媒体与智库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新闻媒体,主要职能是采制和发布新闻信息,优势在于拥有传播渠道、社会公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智库的主要职能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舆情研判、咨政服务等,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数据库资源和研究团队。媒体产品与智库产品的服务对象不同,前者主要服务于一般公众,后者更多服务于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决策者等特定人群,而且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方式、表现形态、传播渠道等也都有差异。媒体建设智库,可以取智库之长补媒体之短,提升新闻传播的专业水平,推出新的新闻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可以挖掘专业采编团队的潜在优势,将内容生产延伸到大众传播之外的有偿服务领域,为媒体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但是,媒体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为一般公众服务的使命和职能,完全变为智库。媒体智库对于媒体转型的意义值得重视,而媒体智库的定位、产品生产、运行和管理机制,以及它和其母体(媒体)的关系,还需要更加务实而谨慎的探索。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国际新闻界》
媒体办智库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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