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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多学科研究长江文化

——访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家张艳国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6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明海英

上古时代,兴起于黄河流域腹地的华夏文化发展得较早、较充分。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以周边蛮夷文化为依存和补充,互相影响、互相交流、相互激荡而发展的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长江文化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长江文化在近代怎样转型?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江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历史学家张艳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梳理长江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

张艳国:中国古代的长江文化是一种生存于长江流域、地域性很强的文明形态,其早期以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为代表,后来由于大一统的秦帝国建立,都被纳入中华文化发展的轨道。在此后较长时间内,黄河流域的文化一直处于引领性、辐射性的先进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长江文化尚不可望黄河文化之项背。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南北文化差异”。

到东晋之际,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一次大转折。由于黄河流域长期遭逢战乱,黄河文化圈开始向长江流域迁移,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中华文化南进运动”。文化南进,为长江文化跃迁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和难得的活力。从显性上看,精英文化随着世家大族南迁也有大的发展,以陶潜、徐陵、庾信、颜之推等人为代表,成为长江文化第一批耀眼的文化之光,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巨子何晏、阮籍、王弼、范晔等交相辉映。

隋唐之际,长江流域的经济持续向前发展,至唐开国,南方经济至少已经赶上黄河流域。然而,文化中心尚在黄河流域,如唐兴科举,取士者北占其七,而南仅居其三。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看,可谓是北方尽占风骚。安史之乱则再一次为长江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经历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和宗族关系受到极大打击,统治者不得不把经营重点放在南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助力了长江文化的发展。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超过北方,南方首次成为统治者的经济支柱,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持续发展,文化呈一时景象,而南方的政治、文化地位也得到提高。

经历靖康之难,黄河文化再次受到严重损毁;宋室南渡,偏安江左,则进一步促进了长江文化发展。从此,在经济上长江流域取得了压倒黄河流域的优势。经济的超越必然带来文化的超越,自南宋中期始,宰相多出南人,进士以南人居十之九,状元庶几为南人矣。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同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长江文化灿如夏花,绚烂无比。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华文化的近代化嬗变中,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具有典型意义。请简要介绍长江文化近代转型情况。

张艳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传统社会的末世:资本主义在长江文化的母体中萌芽,但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封建土地所有制激化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危机此起彼伏;腐败的社会风气严重地腐蚀着社会政治、国家军队,武备废弛。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通过坚船利炮率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江文化既经受着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又经受着外敌的空前挑战。

面对冲击和挑战,长江文化最初的回应是,在上海到汉口一线展开“求强”“求富”运动。19世纪70年代前后,长江文化在文化转型尝试中,以城市为据点,立足于经济变革和推动,首先着手器物层面即“师夷长技”的变革探索。以“中体西用”为旗号,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长江流域兴起。在洋务运动时期,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转轨,可谓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追赶时代”的先声和主导。

随着甲午战争惨败,洋务运动的“强国梦想”宣告破灭。长江文化在被动地实现文化近代化转型中,经历着由器物层面“模仿先进”到社会体制“改弦更张”的探索。19世纪90年代,长江文化率先抒发“变法图强”“保国保种保教”“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在中华文化再一次迈向近代化的社会变革中,长江文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从发展方向上看,它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变迁更是居于领先地位。在这一时期,展示长江文化体象的代表首推上海,说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一点都不为过,一系列重大的民主革命活动、历史事件,总是与上海这座近代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化的革命性变迁,几乎总是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与时起舞,从而上演了一出出波澜起伏、蔚为壮观的历史话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长江文化研究中,您认为应该重视哪些方法?

张艳国:研究长江文化,从历史学的视野看,当然是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它又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因此要重视多学科整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于与长江文化具有可比性的文化类型留心观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中华文化与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一体”关系,从而开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比较中,界定这些文化各具特点的文化特征。

其次是运用个案分析方法。相对于中华文化研究来说,长江文化研究属于微观研究范畴。因此,在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同时,要重点运用个案分析方法。对长江文化开展个案研究,既可以把长江文化的每一发展阶段予以单独研究,又可以研究其某一层面、某一侧面,还可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思想流派、重要论著等。

再次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吴越文化、楚文化研究中,在长江文化的传统社会演变过程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传统史学方法所不能取得的成果。

最后,还有心态分析方法。在长江文化研究中,分析和重视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态、群体文化心态、利益阶层的文化心态、影响文化进程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心态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对于解开许多历史文化之迷,解开许多学术研究的“疙瘩”,大有帮助。

当然,在长江文化研究中运用传统史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重视和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也是推进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 明海英

责任编辑:韩如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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