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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曦临 吴琼:从北美“中国研究”发展历程看智库研究范式之转变(节选)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6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袁曦临 吴琼

3 智库研究范式转变的路径分析:以北美“中国研究”为例

“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是智库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门类。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是美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明显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中国研究”和传统“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期汉学(sinology)范围很窄,被限定为对古代汉语文本的语言学研究。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Schafer)甚至认为“汉学即是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自哈佛大学费正清的研究开始,“汉学”研究发生转向,越来越倾向对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哈佛大学成立了“国际与区域性研究委员会”,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社会流动、经济体制、税收政策、政治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课题越来越多,中国研究遂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研究。

3.1 “中国研究”的主题日渐开放

就北美“中国研究”而言,至少历经过3次研究问题域的转变和调整。

最初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及其同辈研究者为主,通过对19世纪西方霸权所缔造的世界秩序的考察,关注东亚世界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角色和意向,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和全球秩序之间的关联等。诸如费正清早期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等,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当然,在研究的视角和认识切入点上是有所变化的,费正清等研究者多从“冲击一回应”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而孔飞力(Philip A.Kuhn)的研究已经放弃“冲击一回应”立场,转向保罗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的“中国中心论”。作为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中国中心论”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近代发展变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是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选择从区域研究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身所发生的变化。相关研究还有:楼兹(Edward J.M.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凯普(Robert A.Ka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 1905-1925)和周锡瑞(J.W.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这些研究都是从中国的地方省份出发,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路径。

从研究主题上讲,日益从政治生活层面扩展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马若孟(Ramon H.Myer)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是经济史研究专家,也是美国清史研究的专家,他著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是关于晚清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对新中国前的华北农村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传统农业步入近代化的问题。相关的研究还有包德威(David 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等。

第二次转变,主要关涉二战结束后冷战背景下东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态、利益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该领域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著名的研究有斐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Labor),力图以城市生活的变动来诠释中国的革命运动,揭示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诚如斐宜理自述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到《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她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第三次改变,瞄准的是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转型阶段,西方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意义何在?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的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未来中国会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会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何种示范意义的文明?在此范畴里,研究内容丰富而广阔。诸如黄宗智(Huang Philip)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和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陈佩华(Anita Chan)的《陈村:革命到全球化》(Chen Village:Revolution to Globalization),通过跟踪一个村庄从最初的毛泽东时代如何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最后面对全球化的过程及其内部调整;顾林(Linda Grove)的《中国经济革命:20世纪乡村企业》(A Chinese Economic Revolution: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则通过对湖北地区自民国初年一直到1978年以后的农村纺织业的对照研究,探索市场经济与乡村社会变动的联系。

近年来,中国研究领域愈加宽广,论文集《中国亲属关系:当代人类学视角》(Chinese Kinship: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Love,Intimacy,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1949-1999)和《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The Flow of Gift: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都是从人类学实地考察出发,来展示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法律建设方面,陆思礼(Stanley Lubman)1996年的成名作《中国司法改革》(China's Legal Reforms),以及1999年的《笼中之鸟:后毛泽东时代的司法改革》(Bird in a Cage: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2005年的《法律在中国的应用:国家、社会和实现正义的可能性》(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State,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等侧重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总的说来,北美中国研究的范畴由宏观到具体,领域愈加宽广。

3.2 “中国研究”方法日益实证化

费正清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之初,即认识到仅仅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中国研究是不够的,由此奠定开放多元的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风格。研究方法从历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再转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强调对于中国的研究需要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图景的复原,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特质。比如黄宗智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清商品化的研究,通过对“过密化”理论的引入和修正,提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原因在于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由此,过密化理论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认识视角和研究方法层面都对我国社会经济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邵东方曾开过一门汉学研究方法课程(Si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在研究方法和证据使用方面提出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三原则,即识别古今之异、寻找发现证据和探究历史因果。斯坦福大学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教授所做的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三原则。人类学家背景出身的施坚雅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施坚雅首先通过深入的比较分析,认为把中国的乡村理解为自然村落,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结构,周期性的庙会集市才是农村的基层市场社区。由此,施坚雅计算出了19世纪90年代全广东省的村庄数与市场数之比,提出形成中国乡村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而后,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四川、浙江等地的农村社会,发现“十八村庄一市场”的模式在中国农村社会是现实存在的,从而形成了一套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施坚雅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村落增长与市场变化的各类关系问题。

施坚雅模式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地理空间概念引入经济历史学研究中,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野。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施坚雅模式有诸多非议,但从方法层面看,施坚雅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他所提出的乡村基层市场六边形模型,成为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分析模式,被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使用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研究中。

事实表明,施坚雅模式的提出正是从考察现实问题出发,从事实比较和理论分析中形成假设或者说观点,而后通过实证加以检验,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框架。施坚雅分析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值得借鉴的研究工具之一。

3.3 “中国研究”资源的系统挖掘整理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自创立开始,就十分重视中文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不仅收集图书、报纸等文献,还收集图像、口述史料、统计报表、信件、货物账本等,出版了《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1839-1923年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清朝文献提要》等重要文献汇编。费正清形容自己所做的学术资源收集工作如同学术领域里的矿石开采者,北美中国研究领域的资料收藏与建设经验,无疑值得我国智库借鉴。

研究资料和研究数据的获取、收集和组织对于智库研究而言,不仅仅是工具,甚至就是研究本身。北美的中国研究非常重视实地调查报告和访问记录,重视统计资料、地方志、地方档案、报纸杂志、案件记录、回忆录、私人信件、宣传品、照片等资料的收集。这些资料给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素材,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收集的《杰德·斯诺·王私人档案》(The Jude Snow Wang collection)包括了大量20世纪70年度初期访问广东基层社会的笔记,以英文记录了当时广东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状态,是难得的基层社会报告。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馆收藏的《谭良所藏康有为保皇会资料》(The Tom Leung Collection),主要是300多封20世纪北美保皇会成员之间及与中国国内的往来信件,对于研究华裔社团、广东一带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知名大学通常会设有东亚研究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和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所。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是一个收藏东亚,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近代文献为主的学术图书馆,胡佛研究所着力侧重中国档案文献的收藏,涵盖20世纪以来大量珍贵历史和政治史料,包括蒋氏父子的个人日记、“文革”时期的报纸、海报和传单,以及一些特殊人物的回忆录和个人收藏。2005年还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黄宗智及其妻子多年收集的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包括2500件法律案件,时间跨度自晚清、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时期。这些多元化的历史档案成为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胡佛研究所也逐渐由东亚图书馆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智库。

在研究资料的建设过程中,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组织愈来愈注重分析资料背后的逻辑联系,发掘其中潜在的规律。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李中清(James Lee)曾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极力倡导将量化数据库应用于历史研究。认为计量的研究方式不是为了确定原先的假设,而是通过数据库的统计挖掘去分析有没有重要的史实可以发现。他及其团队通过收集整理大量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资料,建立了18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数据资料库。

责任编辑:韩如冰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
袁曦临 吴琼:从北美“中国研究”发展历程看智库研究范式之转变(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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