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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地位日益提升

——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1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明海英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诸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河姆渡文化及稍后的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的湖北龙山文化,以及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围绕长江流域文明演进以及国人对长江流域的认识进程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江流域的文明生发绝不晚于黄河流域,为什么原来单一推崇黄河文明?

冯天瑜:原来单一推崇黄河文明的认识,与中国近代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察重点不无关系。中国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于20世纪初展开,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印证,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才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为8000年前到7000年前左右。随后又从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湖南省道县发现了万余年前的人工驯育稻谷。它们都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在八九千年以前的一般说法,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久远,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结合长江流域文明演进的历程,谈谈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如何逐步提升的。

冯天瑜:进入青铜时代,长江流域的文明仍保持先进的水平,可以与黄河流域比肩。距今4500年到3000年的长江上游古蜀三星堆文明,以其神圣、神奇、神秘的神灵崇拜形象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流域三四千年前就水平极高的青铜文明,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器塑像,其人物造型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带都有很大差别,可能受到了中亚、西亚文明的影响,展示了长江流域在青铜时代初期就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堪称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的秦汉魏晋,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大格局来看,此阶段的长江流域文明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显然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历史的主要舞台仍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至淮河流域。不过,从三国时期长江流域的吴、蜀得以与黄河流域的曹魏势力鼎足而立来看,此阶段的长江文明仍然在进步之中,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不遑多让。

随着两晋之际和中唐以后的“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文明中心逐渐南迁,长江流域再度进入其文明发展的繁盛期。至两宋及其后,南方的人口、经济、文化全面超过北方,完成了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但出于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考虑,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置在北方。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贯通南北的运河得以开掘,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长江流域无疑是东南财赋的主要输出地。

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地位日益提升,近代尤甚。除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之外,也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相关。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仅入海口的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被迫增开的10个商埠中,长江流域就有4个: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开放口岸已从沿海各地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张之洞督鄂,在武汉开启近代工业建设,武汉的对外贸易迅速超越天津、广州,直逼沪上。著名的汉阳铁厂,在1915年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之前,是中国唯一一家采用新法炼铁的钢铁企业,此后在持续出产优质钢铁的同时,还为促进新式冶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这些都推进了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人们对于长江径流干道和源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历来人们“长江观”的发展和演进。

冯天瑜: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大抵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有续论“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古人对于长江主流才有了初步认识,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直到明代万历五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的说法。遗憾地是,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到此为止,古人所谓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停留在对长江上游主干道的判定,而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江源的工作,是从康熙年间开启的。康熙多次派专门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末年,还组织学者采用近代测量技术制作《皇舆全览图》,绘出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游水系大致方位。乾隆年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的描述更为详尽,认为布曲为正源,当曲和沱沱河为支流。清末和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突破。

从1969年起,兰州军区测绘部队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开始对江源地区实施1:10万地形图测绘工作。1976年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称长江水利委员会)派遣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详尽考察和研究,证实长江源头有三条较大河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当曲,并于1978年1月13日由新华社公布沱沱河为长江正源。但1978年夏的第二次考察,证明之前的测量数据有误。为此,长办水文局自1980年开始重新量算,直至1987年,才正式确认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考察仪器装备的改进,江源地区考察频次和规模骤增,人们对长江三源的了解日益深入,将长度和水量皆占优的当曲作为长江正源的呼声渐高。人们现在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

记者 明海英

责任编辑:韩如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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