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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心媛 许开轶:邓小平时代后中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变迁解析

—— 基于国家身份定位视角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28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丁心媛,许开轶

[摘    要] 多年来,极少数国家利用中国曾在南海问题上的软弱、迟疑及自顾不暇,趁机大肆侵占和蚕食中国南海海洋领土及权益。少数域外国家更是煽风点火,唯恐南海不乱,企图趁火打劫。邓小平时代至今,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的新身份定位,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中国南海海权战略随之发生了变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势捍卫中国南海的国家利益,筑牢处理南海主权争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基础,在加强合作的同时积极维护国家主权,使中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逐步占据战略主动地位。

[关键词] 中国南海;南海海权战略;国家身份定位;负责任大国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5-0010-07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和领海。南海资源丰富、地缘意义重大,注重南海战略的研究对于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国家定位的不同,南海海权战略有着不同的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中国坚决维护南海权益不容侵犯的原则与决心,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南海战略的政策基调。本文基于国家定位的视角阐述中国南海海权战略变迁,并据此探析中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发展态势。


一、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变迁

   

自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决策以来的几十年间,中国在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突破“搁置”思维,但是中国关于南海海权战略的指导原则是与时俱进的。随着中国国际大国身份的逐步确立以及国家能量的不断积攒,中国南海海权战略从稳妥规避到主导搁置再到积极维权,南海海权的主导权逐渐回归,中国重新取得南海海域的制动权。

(一)1974年-1989年:稳妥规避南海争议

“搁置”思维起源于邓小平处理关于中日领土主权争端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初期,脆弱的友好关系并不能承受领土争端问题的无情击打。基于当时的国家重心、自身状况和国际环境,我国采取的对策是将领土争端问题先行搁置一边。后来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也基本参照了以上的搁置政策,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南海问题上“搁置”思维就此一直沿用,目的是谋求广泛的和平发展环境,保障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

由于那时的中国,综合国力薄弱以及国际话语权有限,党和政府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上,因而表达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意向。不能认为这是一种逃避争端的说辞,这本是一种释放善意的姿态,更应被视为战略层面的韬光养晦。但是,由于当时综合国力的薄弱,“主权属我”只是具有自我认知的法律意义,在西方势力特别是美、日的不断介入下,我国所主张的“搁置争议”实际也被边缘化,进而也难以实现“共同开发”。尽管如此,我国政府还是基于国家主要战略及客观实力的考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暂时的、一定的妥协,将南海争端暂时搁置一旁,以求国际、国内大局的稳定,争取更多发展的时间与机遇。显而易见,当年面对南海领土以及权益被不断蚕食,不仅印证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而且还面临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随时都有被抢走的危险。

(二)1990年-2009年:主导搁置南海争端

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背景下,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建设成果显著,我国采取和平协商南海争议以及加强与南海安全问题上的各国合作等措施,主动积极处理南海争议,落实“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以正式确认,我国领导人在访问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时,对该理念进行了进一步详尽阐述,并于1992年正式官方发声,确认了对于南海争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应对战略。直至2009年前后,该战略成为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官方正式态度以及解决争端的法理依据。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与南海周边少数国家的双边互动过程中,陆续暴露出较为激烈的主权争端冲突,甚至出现危机上升事态,加强经济上的双边交流与合作以弱化冲突成为中国首选且最优的解决措施。中国力争与对方国在南海争端上达成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矛盾的共识,主导基于共同利益而搁置南海争议与冲突。此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上升期,寻求整体上的维稳是国家战略的根本原则。因而在遇到激烈争端时,寻求共识成为了重要解决思路,该思路在处理南海争端中继续延续,我国积极寻求国家共识,主导各有关方搁置南海争端、共同发展,但“主权在我”这根红线始终没有放弃。

(三)2009年至今:积极维护南海权益

从2009年起,南海局势再起波澜。尤其是当时的菲律宾当局在西方势力的教唆下,阴谋策划并强行推动所谓“南海仲裁案”,使得南海主权争端成为当时国际上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造成中菲双方关系紧张,两国民众对抗情绪持续高涨;西方势力更是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有的南海周边国家也是隔岸观火,浑水摸鱼。“南海仲裁案”事件使我国国民愤怒情绪达到了一个极值,中国官方及民众一致坚持所谓南海仲裁庭的“裁决”是无效的,中国对此不承认也不接受更不执行。虽然该“法庭”声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判决菲律宾“胜诉”。但我国依照国际法强力回应并持续发声,誓言国家利益以及领域主权一寸不让,强势维护国家主权。中国的国家形象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自中国海洋权益意识进行重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海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意义及地位,在维权意识的引领下竭力打造海洋强国。在国际政治博弈过程中,一旦涉及到主权归属的纷争问题,“搁置”思维往往难以奏效,捍卫南海主权完整并推进南海整体性开发,应当成为国家新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海洋安全,多次强调维稳和维权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正当立场以及承担大国责任的清晰而庄严的声音。


二、国家身份定位视域下中国南海海权战略变迁的原因

   

国家身份是一国在国际社会定位与对外交往互动中的基调。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家身份的定位有了新的认知,中国已逐渐将自身定位成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从1997年起的20多年间,我国在对外表述中多次采用了“负责任大国”作为对自身国家身份的定位。“负责任大国”这一新的国家身份定位是中国外交行为的基底。中国国家身份的转换从多方面作用于我国南海海权战略,影响着我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变迁。

(一)渐强国家力量的事实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事实,邓小平时代后中国的发展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大步向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渐由单一性大国向综合性强国迈进,由区域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转变,由国际体系的边缘地位逐步走进国际体系的中心舞台[1]

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是国家身份定位转变的物质前提。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积累,主观认知与客观存在的共同作用,中国有了新的身份定位即负责任大国,这又作用于国家对外战略及政策。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寻求被认同的过程中,首当其冲需要的支撑就是实力,因而对外战略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在对外交往中彰显国家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关于搁置南海争端以及着力大局发展的战略是基于对中国当时的综合力量、时机等条件进行判断,而提出的一种理性战略思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我国实施南海战略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南海战略理应随之调整。此外,南海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国家安全与经济收益的考量,南海为中国远在大陆之外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因此,南海战略的积极转变成为我国实力彰显的优先选择,目前我国南海战略一改以往的稳妥回避、一味维稳的思维,由被动搁置转向积极主导,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法理之内,世人不难看出端详。

(二)塑造大国形象的追求

步入世界舞台以来,中国政府对我国国际形象的塑造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增强了对于塑造大国形象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会议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2]这指出了国家形象的塑造对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影响。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也是当前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新的国家定位,要求中国必须塑造相应的更为强大更为积极的国际形象,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利益的不容侵犯以及积极主动的创造并分享共同利益是大国形象的基本原则,必须切实增强国家话语权,并在此基础上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不可否认,新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长期承受着南海争端的困扰,该地域对于我国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意义。在开展南海维权的过程中,我国不仅要建构起“坚决捍卫南海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国际形象,也要积极探求树立“维护地区和平与反对霸权”的国际形象,同时带动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因此,我国南海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负责任大国的定位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所采取的必然理性措施。

(三)负责任对外战略的落实

“负责任大国”的界定具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该国是“大国”,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广泛的国际利益互动;二是该国要有“负责任”的神圣使命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主动负责,积极作为。我国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事实国际社会有目共睹,国际大国的身份毋庸置疑。我国努力追求负责任国际大国的角色定位,在世界维和、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立场。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是我国新的国家身份定位,也是对外交往中的自我标签,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为世界开出的中国方案已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在全局大战略和自我定位的统领下,中国在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努力落实“负责任大国”的标签,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获得国际认同。我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变迁就展示了这样的“标签”:通过南海海权的维护以及开发,彰显大国的能力,落实中国国际大国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信服中国有能力、有实力开展全球治理的事实支撑,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随着中国在南海海域格局中话语权的大幅提升和主导南海海域的发展态势,“共同开发”逐渐实至名归。这不仅实现了南海“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主张,更推进了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战略的落实。


三、中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一步步走向强盛。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更加积极维护南海权益,旗帜鲜明地反对域外国家寻衅滋事,逐步在我国外交政策中展现出国家综合实力以及战略定力。为解决南海争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改变搁置的处理方式,注重以自身实力优势为基础、以相对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为背景、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以正面形象为能量,一步步掌握战略主导,抢得先机,解决争端。当然应该看到,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南海维权之路也绝非一帆风顺,在维权过程中需要沉稳应对国内和国际两股压力,一方面要引导国内民众民族自尊以及国家形象的需求,强势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坚决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衅和压力,南海维权过程难免阻力重重,甚至险象环生。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敢于出手,不惹事但不怕事,以“掌握主动”为战略基调,以“维稳与维权并重”为战略原则,以“合作共赢”为战略策略,进而引导了目前南海局面的新态势。

(一)“掌握主动”为战略基调

中国作为后发崛起的国家,应当学会运用规则的力量,学会掌握制度的权力,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定力。在处理南海问题过程中,基于国家实力运用规则、制度等手段,落实南海“主权在我”应是制定一切相关政策(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也是南海战略的基调。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将南海地区发展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之一,这表明党和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南海海洋资源的丰富以及南海地域的重要性,奠定了南海维权的决策基调以及南海开发的光明前景。在这种积极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南海战略将在牢牢掌握主动权的基调上予以推进并适时、适度调适。目前我国的相关政策较以前更为积极主动,从双边外交沟通到多边外交协商,都进行着大量的外交积累,并积极转变诸多的政策导向。在我国外交积极化以及对海权重要性认识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南海战略思变,但是南海战略不论发生怎样的调整都始终贯穿着“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的根本目标,手段从先前“稳妥搁置”转为“积极主动有为”,一举扭转战略被动的状态及颓势,在牢牢掌握南海局势主动权的基础上,积极探求解决南海争端的有效路径。

(二)“维稳与维权并重”为战略原则

南海问题上有一个中心战略原则,即“维权维稳并重”。毋庸置疑,党和政府要维权,但维稳也同样重要,必须寻找两者间的平衡,最大程度并尽最大可能保障与维护国家利益。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大肆介入,使得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最初的中国跟周边国家的领域争端,演化成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南海或成为中美战略博弈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模块,从而使得南海争端更为复杂,处理纷争的障碍更为多重。因而南海格局的稳定也有了更为重要的内涵意义。

必须增加我国军事实力的投入,这是保证我国南海主权存在的基本前提。然而,如若南海问题使中美发生冲突,或是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或是恶化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则都将会有损我国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造成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失衡,增加我国外交环境的困难,南海争端也会更加炙热化、复杂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这也是解决国家安全纷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南海战略的调整以“维权与维稳并重”为原则,不断调试两者最佳的平衡状态,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势为导向,决不消极避让,坚决维护南海海域的国家利益。

(三)“合作共赢”为战略策略

“在当今世界里,一个成功大国的明确标志是,它应该向外界展示它具有能力在一种它所协助创设的共享规则及制度的框架内施展和限制自身力量” [4]。这个观点在南海海域同样适用。应对南海问题,我国政府历来坚持通过对话管控争议,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积极探索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不失为解决南海争端的理性战略策略。当年菲律宾与中国作为南海争端的两方当事国,菲方曾企图借助美国意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博弈,最后以失败收场,因为中国占据法理优势。当年菲方在军事上不能制衡中国,经济上也不能从中获益,只能被西方势力当枪使。现如今,中国在南海争端上寻求合作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的战略构想,能够使菲律宾和南海周边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使合作共赢作为南海问题的战略策略成为可能。合作共赢是由中国主导的一种合作模式,中国有诚心、有能力为南海国家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公共设施的发展保障,合作模式也能多方面进行,从海洋气候、水文监测、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低敏感度或高共识度领域入手,不断积累务实成果。同时还能加强南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勘探与开发的合作,提升南海合作共赢的感召力。全面落实“共同开发”的主张,共同开发的主要一方必然是中国,因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必然会随着共同开发辐射整个南海,逐步把外部干扰势力排挤出局,并实现在合作中厘清主权等关键问题,在合作中解决南海争端,明确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国家身份定位。


[参考文献]

[1]陈翔.负责任大国:中国的新身份定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6).

[2]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EB/OL].新华网,2008-08-23.http://www.xinhuanet.c

om/2018-08/23/c_129938245.htm.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巴瑞·布赞.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7).

                     编辑:邹立鸣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China's Sea Power Strategy in South China Sea after Deng Xiaoping's Era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ty positioning

Ding Xinyuan, Xu Kaiyi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a very small number of countries have used China's weaknesses, hesitations, and occupation by its own affair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encroach on the marine territories and righ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few extraterritorial countries even stir up trouble, and desire to see the South China Sea in disorder, attempt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roubled situations. Since Deng Xiaoping's era,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ris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Responsible Power" has become China's new identity; China's diplomacy has shifted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being enthusiastic and pressing on; the sea power strategy of South China Sea has also change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s its core strongly defend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builds up the principle basis of "making the decision, suspending dispute, and developing together" for handling the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tively safeguards national sovereignty while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makes China gradually tak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status in disput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Sea Power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al Identity Positioning; Responsible Power


[作者简介] 丁心媛(1995-),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许开轶(1973-),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国际问题与东亚安全研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9年第5期
丁心媛 许开轶:邓小平时代后中国南海海权战略的变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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