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文:“晋商”的商业实践与现代“商业文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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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9月27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张道文

    [摘 要]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哪种文明,商业活动都是其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由于不同文明的侧重点具有明显的差异,于是催生了“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等不同范式,并形成各自的文化和习俗,进而影响区域内人的行为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取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下商业活动繁荣,“商业文明”较之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等显现出主导优势,其“契约”精神催生规则、建构秩序,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行为准则。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国度,中国历朝历代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商贸交易却并未根绝。以明清时期崛起的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业活动,取得了令世人侧目的成就,其独特的“通力合作”“劳资共赢”“尊重同行”“锐意创新”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晋商;商业实践;商业模式;商业文明;“契约”精神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0-0078-08


    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梳理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等八大文明范式。无论何种文明,商业活动都伴随其中。但不同文明之间,其行为范式均有着明显的差异,后世学者将其归纳为三种,即商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这三种范式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和习俗,进而影响着区域内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取向。

    一般认为,商业源于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它的本质是交换,而且是基于人们对价值认定后的等价交换。这种交换行为过程,即商业活动。

    具体到我国古代,成熟的商业活动,起源于夏代方国之一的商国。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国始祖名契,为帝喾之子,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丘,后建立商国。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时,服牛驯马,物质逐渐丰裕,于是外出与人进行货物交换,商国由此国力大增。因当时从事交换物品活动的都是商部落的人,因此人们把从事贸易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并将用于交换的物品称为“商品”,同时将商人从事的职业称为“商业”。王亥也因之被尊称为“华商始祖”[1]。

    商业能致国强盛。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详尽的论述,他将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聚其笔锋,诉说为商之道、经纶之术,可谓栩栩如生。但“重农抑商”却是历代统治者不变的“国策”,即使这样,各类商业活动也从未断绝。

    两汉期间,大汉帝国打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就此开始。

    隋唐时期,大运河沿岸的宋州、扬州以及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等等,都是繁荣的商业城市。唐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政府也因此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时期的商业尤为发达,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都很活跃。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其商业的繁盛可见一斑。因“交子”便于贸易之特性,致使商品交易更为活跃。

    元代中后期,泉州港重开,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因此也被外国旅行家誉之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及至明清,商业社会在中国呈极速发展之势,从而形成了如徽商、潮商、浙商等商业团体,而晋商因其诸多开创性的实验,深得商业精髓而一跃成为海内最富,为世人所侧目。本文试以晋商为例,剖析其为商之道,解构其经商之缘,以探讨当代商业文明之构建,作抛砖之引。


    一、商业文明内核之指向


    1.商业文明之源起及其影响。纵观世界历史,文明发展的基础依赖家族、国家及其私有制的形成,尤其是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的成熟。所以,尽管农业文明时代农民拥有固定的土地和居住点,但商业活动促成集市并城市形成,最终实现文明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总是农业民族的文明。当然希腊是一个例外——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只适合种橄榄、做陶器,早期那种漫灌的农业根本无法进行,果腹的粮食也只能依靠外国输入。因此,古希腊在经济上不得不进行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于是催生了发达的商业文明。

    就世界范围而言,真正意义的近代商业文明成熟于荷兰。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1588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2]。1602年,在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的主导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明开始成为世界主流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建构”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形式。而建构的环境,一是自然环境(地理),二是社会环境(文化)。这两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譬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淡化,但“文明冲突”仍不可回避,各种地缘冲突越来越显现出文明间差异冲突的特征。在他看来,未来世界的走向,将由几个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来决定。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号称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海洋工商文明,其早期传播借助的是武力,然而武力是无法持久的,因此后期的传播,则都依赖于商业活动。“船坚炮利”结束后,早期的各种影响不说,仅就近些年来的“好莱坞大片”,“牛仔裤”风靡——诱使人们追崇以至成为时尚,足见商业传播文明的影响力。

    2. “商业文明”的内核。所谓商业文明,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认为,就是“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实现公众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3]。他在《国富论》里就如何实现商业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则作了经典阐述,认定“契约”和“信用”是商业文明的内核。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在“契约”和“信用”这两大内核上是严重缺失的。虽然在中国传统生活里,“契约”和“信用”始终存在,譬如“房契”“地契”等,但“商业文明”中的“契约”“信用”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而不是民间仅凭道德约束的“文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是主张“人无信不立”的。关于“信用”“信任”,《论语》中出现过38次,频次虽然低于仁(109次)、礼(74次),但是高于描述道德规范的多数词汇,如善(36次)、义(24次)、敬(21次)等。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言必行,行必果”“与国人交,止于信”之类的箴言等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一向标榜以儒教立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将之写进皇家治国理政的条文。

    “信”是对契约的遵守原则。遵守契约的程度高,信用等级就高;反之,信用等级则低。而契约规定的是双方平等的权利——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政府和个人、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是对等的,且必须以文字的方式存档备查。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一个遵守契约的社会。因为只有遵守契约,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如果个人失去信用,轻则借贷无门,重则寸步难行。

    “信用”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如果双方不是自由意志下的协商,交易是无法达成的。所以,当契约即信用观确立后,与之相对应的诸如“独立、自由、平等”之类的理念,就会从商业文明中脱颖而出。而“独立、自由、平等”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趣必然大相径庭。

    当下中国,工商业已成为经济的主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各类商业活动可谓如火如荼。如何建立属于当今时代我们自己的“商业文明”,无非是两条:一是“拿来主义”,即借鉴别国成熟的经验;二是从先人的商业活动中寻找可用的经验。


    二、晋商崛起的历史原因


    晋商在中国明清之际崛起而成为几大商帮之翘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晋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猗顿用盬盐起。”裴骃集解:《孔丛子》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3]《淮南子》云:“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驵,即交易经纪人,可见先秦时期,晋地的商业活动就已非常发达。

    汉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就是山西马邑一带的豪商聂壹配合朝廷欲除北方匈奴的一次行动。虽然此次行动诱歼单于失败,但“种瓜得豆”“经商未敢忘国”却成为了后世晋商的传统路径。(《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

    接着,晋地商人代不绝人,直至形成群体而勃然兴起。明朝立国之初,为了防御退回漠北的蒙古人侵犯,沿长城一线布防了大量军队。《明史·兵志》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治府驻固原,……是为九边”。明永乐年间,九镇驻兵为863135人,配马342000匹。庞大的军队需要充足的军饷才能维持,据《明会典》卷二八载:明初永乐年间,九镇主、客兵岁支粮食(含屯粮、民运粮、漕粮)共需469万石,京运银43万余两,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黑豆、草料等。另据《明史·食货志》载:九边主、客军岁支粮食153万余石,各项银587万两,饲草753万余束。

    为了解决边镇粮草问题,明王朝实行了“开中制”,即将面向九边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下放到民间——“召商运粮而与之盐”。即朝廷向商人出让盐的专卖权,以换取边镇所需的粮饷供应,从而解决了北方驻军军饷。

    盐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营盐自然成为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为。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营政策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食盐的经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明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开盐业,由此开启了晋商300年盐路的辉煌历史。

    在与北方政权的长期对峙中,明朝虽希望“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明太祖实录》卷十四)这种零散的贸易活动,后来被朝廷确认而称之为“马市”。山西因地利之便,其经商者踊跃其间,把全国各地的绸缎、布匹、米粟、盐茶、铁锅等贩运至边,易换蒙族的马、骡、牛、羊及其他畜产品,通过不同地区的差价而获取厚利。在设立马市的同时,明朝廷又开设茶市,并数次实行“招商纳马给边,以茶偿之”的政策,与“西番”以茶易马。晋商200年茶路也因此打通。

    随着晋商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大,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诞生,致使汇兑实现了专业化。而同时代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则被西方的金融专家称之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从此,晋商100年票路,执中国商业之牛耳。


    三、晋商文化的特点


    1. 常氏家族的复合文化。在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100年票路留下的成功案例中,恰如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在《中国》一书中所评价:“山西人具有卓越商才和大企业精神。”而真正将这种精神集于一身者,是榆次常家。

    徐珂在其所著《清稗类钞》里列举的14家晋商中的豪富,其中续延时间最长的就是常氏家族,其代表人物是常万达。常万达祖籍山西太谷,后迁往山西榆次,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嘉庆元年(1796)离世。他开拓的万里茶道,堪与古“丝绸之路”媲美,成为辉煌近200年的贸易之路。这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商业贸易大网,跨越中国、蒙古、俄罗斯3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8省区,以及福建武夷山,江西河口,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汉口、天门、襄阳,河南赊店,山西晋城、榆次、祁县,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二连浩特、呼和浩特,蒙古乌兰巴托,俄罗斯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等22个城市,绵延1.3万公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条线路才被迫中断。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时特别指出:“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自常万达后的近200年间,常家的事业不仅没有大的波折而且英才辈出:从最初的“三杰十雄”到后来满怀一腔热血的常旭春,其书画、人品彪炳于世,其管理才能,已完全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特质。

    封建中国文化中除了洇染着“儒释道”理论之外,对于近代外来文明,几乎是隔膜且排拒的。所以后世评论常氏,总是以“儒”字附于其身。其实,这只能是一说,在常氏庄园里,随处可见的是儒家文化以外的文化因子。比如它有道家的“八卦阴阳图”,有“释家”“忍辱”“精进” “慈悲”……各种文化因子的融合,使得常氏家族建立起了一种复合式的文化。正是这种复合型文化,才得以契合“商业文明”脉搏的跳动。

    2. 晋商独有的商业实践。晋商文化中,其经营手法有四。

    一是通力合作,鲜明的经营模式。常万达在武夷山寻找到茶产地后,即与当地邹氏茶商展开深度合作。这一携手竟长达200年之久。直至现在,常邹两家依然往来不辍。

    横行于满蒙大漠上的“大盛魁”,垄断了整个蒙古牧区的市场,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声称其资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竟是由3个肩挑手提的小贩经营起来的。凭借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说它是现代企业的鼻祖,一点也不夸张。

    而更为人所熟知的晋商乔家,在包头城开设了19个连锁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仔细研究乔家历史,同样是合作的结果。乔家的第一代商业奇才是乔贵发,他起初是与秦肇庆合伙,初期略有小成,后来投资失败,乔贵发垂头丧气返回老家乔家堡;而秦肇庆却苦苦挣扎,一有起色,便千里迢迢来到乔家堡,把乔贵发重新请回去,才有了后来的“复盛公”。这种合作的真诚,也充分体现了晋商独特的人文特质。

    二是劳资共赢,前卫的股份制度。晋商在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东伙合作制”。这一经营模式具体的形成时间,已无法考证。明隆庆年间,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在给皇帝的奏折《清理延绥屯田疏》中说道:“间有山西运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明经世文编》卷359)明人沈思孝在他的《晋录》中讲到:“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

    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中国企业”就已经诞生。

    晋商从掌柜到学徒都有“顶身股”。这是旧时流行于晋商中间的说法,套用现在的语汇,就是人人都有股份。据有关资料所载:曹三喜的商号每一顶身股,年终可分得红利银1000两——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而当时知县一年的俸银才四五十两。这种股份制,把伙计与东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曹家因此建立起了辉煌的商业帝国——到道光、咸丰年间,山西太谷曹家的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1000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人。曹家的商业版图,不仅以太谷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辐射,雄踞大半个中国,更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乌兰巴托,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创下了中国商业史上不朽的辉煌。当下中国最牛的企业华为,就是人人占有股份。而这一管理模式,俨然就是200年前“曹氏”商业帝国的现实版本。

    三是锐意创新,不竭的活力之源。晋商的创新,最耀眼的发明是“票号”。这一承载了现代银行大部分功能的机构,竟是由这些“乡下人”的脑子想出来的,难怪李希霍芬感慨地说:“山西人具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创新,其实是商业文明的应有之义。俗语“一招鲜,吃遍天”生动地诠释了创新的伟大意义。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国库为之一空,财政十分困难,山西票号俨然成为满清政府的财政支柱,一是代办捐纳;二是为政府解交税款;三是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四是为清廷筹措借款,抵还外债;五是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梁启超曾感叹,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这也充分说明了山西票号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票号的开创者是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包括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晋商中有一条不成文却人人遵守的规矩——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这种出资人不插手经营的模式,就是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同时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是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

    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有关日升昌的资料中,对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的记载则非常简略,就说明了这一事实。这也同时说明了“董事长兼总经理”模式,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了。

    由此可见,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才是激发创新的不竭动力之源。

    四是尊重他人,存续不衰的基石。在晋商文化中,尊重同行、以合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将这种尊重表达得淋漓尽致。劳资共享的分配制度,则完美地体现了他们对员工的尊重。而兴学、赈灾的义举,则是他们尊重乡民、热爱故土的赤子情怀。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常氏家族。

    光绪三年(1877),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遭受了3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颗粒无收、饿殍满地,史称“丁戊奇荒”。其中山西受灾最为严重,据统计,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旱灾。

    常氏家族的茶叶贸易在这次旱灾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运送茶叶的骆驼大批饿死,茶园倒闭了好几座,家族的商业根基几乎被毁。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常家却断然宣布修宅子、盖戏台。这一举动听上去匪夷所思。其实,这就是常家关键时刻拿出来的一出保护饥民的妙法。他们在榆次县内广招人手,每搬一块砖就有工分,还可以喝一碗米粥。连粥的粘稠度都是有要求的,要做到筷子插在粥上不能倒。大旱持续了3年,常家的宅子修了3年。明明是自己施舍,却要让受众心安理得。这一思想非儒非道非释,而是借鉴了近代诞生于西方的人文思想。大概这就是经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秘诀所在。

    商业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从事这一活动,就必须遵循。比如“信用”“尊重顾客”“优质的货物”“低廉的价格”等等,这些都是对于商家自身的要求。其实,商业活动除了商家之外,还涉及更为广阔的层面,包含社会各个阶层,比如“政府的保障”“政府的信用”“税金的确立”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显形于外的措施一旦失控,布施于内的应急措施是什么?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如何于千头万绪中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这些都能从晋商的商业实践中找到答案。

    过去的封建王朝,无论是400年的东西两汉,还是兴盛一时的大唐王朝,更不要说明清两朝,社会都只是在某些局部时段可以部分地掌控某些关键环节,等到时间稍久,整个社会便积弊日重,遂无力回天,“革命”于是就随之而来。我们五千年从未断续的历史,细看却充斥着人类历史上最频繁的改朝换代。

    虽然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但研究成功者的秘诀,则是力避历史悲剧重演的有效方法。

    作为一个团体——晋商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四个字:建立规则。孟子有言:“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建立与当时社会主流活动相匹配的制度与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如此,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文明”。

     

    [参考文献]

    [1]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华商始祖王亥[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2]许小年.世界大国兴衰的启示[J].同舟共进,2013,(2).

    [3]赵汝泳.“晋商”的历史地位及其产生发展的原因[J].理论探索,1987,(4).

                                   编辑:汪智力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of “Shanxi Mercha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Zhang Daowen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ists objectively. No matter for what kind of civilizatio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ar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social activities. Because th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have obvious different focuses, they have spawned different paradigms such as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formed their own cultures and customs, thus affecting the behavior of people in the specific region, especially the values and orientation. With the coming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urrent commercial activities have prospered. And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has shown a dominant advantage over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Its "contract" spirit has spawned rules and constructed order, and has become a common behavior guidelines of human beings. As a typical country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the Chinese dynasties have pursued the policy of "concentrating agriculture and suppressing business", but the trade transactions have not been eradicated. China’s commercial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the rise of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its unique spirits of “Teamwork”, “labor-capital win-win”, “respect for peers”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have positi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on how to build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Keywords: Shanxi merchants; Commercial practice; Commercial model;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Contract" spirit

     

    [作者简介] 张道文(1966-),男,湖北荆州人,《阅读时代》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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