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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红生 周 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研究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27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蔡红生,周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精神生活状况日益引起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城乡二元制度障碍、社会主流价值引导不够、社会大众关怀缺失、自身综合素质薄弱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较易陷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心态失衡、伦理道德失范、文化认同缺失、意义追寻迷失等方面。要突破发展困境,必须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制度阻隔,加强正确价值引领,同时充分整合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力量,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状况提供组织保障和舆论引导。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研究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重新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实际情况,针对影响他们精神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尽快解决影响因素中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社会心态;伦理道德;文化认同;主流价值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0-0044-10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提出的。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数达到28652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50.5%。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1],“他们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我国于1994年开始研究农民工精神文化问题。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于东方在《群言》期刊上发表了《要关心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一文,初次提出了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的看法[3]。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研究也日趋丰富。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这一主题来阐述的相关期刊论文从2006年至2017年共计164篇,相关的硕博士论文从2005年至2017年共计433篇,这些文献主要围绕何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陷入何种困境、何以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如何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阐述。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状况的研究


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对“吃饱穿暖”等基本物质需求的追求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尴尬角色使他们陷入精神世界的困境。综观学者们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状况的概括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心态失衡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用双手所创造的繁荣城市里,但面对快节奏、高消费的都市生活现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城市居民相隔离,把自己局限于基于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圈里,对精神世界的渴望无处安放。丁成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却无时无刻不在品尝着陌生的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虽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常笼罩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又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4]。鲜开林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给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进步带来活力的同时,其精神生活往往却在美好个人憧憬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碰撞中挣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主要表现为:转型社会“浮躁人”的“精神失落感”、城乡社会“边缘人”的“认同危机感”、社会角色“蚁族人”的“动荡不安感”、叛逆社会“性格人”的“朴素盲目感”、理想社会“奋斗人”的“意志脆弱感”[5]

(二)伦理道德失范

较之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升。然而,心智的不成熟再加上较早步入社会的生活经历使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能正确树立,由此引发行为失范、道德滑坡等后果。万美容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扩展的流动过程,既是乡规民约的约束和监督日趋式微的过程,也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逐渐决裂的过程,由此引发了诸如“临时夫妻”等一系列的无序行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责任感缺乏和社会主人翁意识淡薄,漠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个人主义行为盛行,甚至进一步演变为严重的犯罪行为[6]。汤苍松等指出,现实的不平等易导致心理失衡,诱发失德失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生活环境、社会支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劣势,使他们较早且深刻地感受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城镇的疏远甚至抗争。心理的失衡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导致负面情绪累积和群体戾气蔓延。加上年纪轻、不成熟,心理脆弱而自卑,他们更容易受到生存困境、外部诱唆以及亚文化驱动的影响,以致于突破道德约束,加大失德失范风险[7]

(三)文化认同缺失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所遵循的文化符号、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等所进行的一种文化确认”[8]。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文化的认同首先在于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张静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置身“城市文化强势”环境,文化实践主体意识处于被动态势。受学识、技能、劳动强度、收入等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化创造的资本还不充足,文化活动参与仍以“被动式”接受为主,获得的文化产品也主要源于外界。他们还普遍缺乏自觉的实践,在文化的自我思考、自我设计、自我组织、自我追求等方面都显得不足。正是文化实践中的被动状态,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甄别扑面而来的城市文化并反思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元素,也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创造力,进而难以形成独特的文化力量来表达这一群体的愿望和诉求[9]。黄伟良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对自身乡土文化价值认同的偏离和对城市文化认同的迷茫。特别是不能很好地接受和传播自己家乡长久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又对现代都市文化趋于盲从,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选择性,造成了乡土文化理念的偏差,自身行为取向和思维模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认同[10]

(四)意义追寻迷失

朱继东等指出,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意识形态问题面临的挑战开始凸显,表现为:在思想上,新生代农民工信仰迷失并放弃了对远大理想和主流价值观的追求;在行为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国家发展前途漠不关心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对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形成严峻挑战[11]。白现军等指出,这一群体还是青年,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多元思想交织碰撞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不被“正能量”的思想意识所武装,就必然被“负能量”的思想意识所填充[12]。王明学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更容易形成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及报复心理,这些涌动的社会心理情绪和上述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容易高频地引发极端抑郁、绝望自杀、厌恶现实情绪乃至反社会行为等,带来社会治安和违法犯罪等问题[13]


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强烈,但实际上这种“追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陷入了“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之间的矛盾,学者们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城乡二元制度障碍

李贵成指出,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和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长期以来,这种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缺陷与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手铐”[14]。李欣认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问题的深层制度根源。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在心理上蒙有阴影的制度根源。身份不清、工作不稳,使他们被屏蔽在城市的公共社会资源之外,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方面的隔阂,阻碍了社会公平,拉大了贫富差距。此外,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往往不被许多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所覆盖,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孤岛”上[15]。陈玉忠认为,我国的属地户籍管理制度明显体现出将各种福利、权利等与户籍进行捆绑的特点,居民只有在户籍与个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一致时才能享受与之相关的权利,而农民工从农村流动至城市,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了户籍与权利实现之间的脱节。农民工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远离了农村,逻辑上已不可能在人与权利异地的情况下完成保障的职责[16]

(二)主流价值引领不够

青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新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17]。陈欣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年轻一代的重要力量,要担当可持续的未来责任,也必须接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品德教育。而现实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德育还十分薄弱,且社会转型、城乡文化、社会排斥、自身素质等因素已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经十分急迫[18] 22-23。朱继东等指出,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以及在城市工作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很容易将遭受的挫折、失败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归因于政府、社会或他人;加之外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生存困境的胁迫,在失落情绪和怨愤心理得不到有效释放的情形下,他们很容易走上对抗社会的道路。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频繁发生,不仅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而且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11]

(三)社会大众关怀缺失

郭洁认为,社会对传统农民工存在一定的偏见和歧视,如今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依旧不容忽视。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农民工以弱势群体的身份进入城市,仍会感到自己是城市的“边缘人”。农民工并不具备城市居民的有效身份,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城市人,加之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自身缺乏专业的职业技能,体力劳动往往成为其唯一选择。城市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却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认为是农民工影响了城市文明,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9]。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流动中、在与周围社会的互动中强化了对农民身份的认可,即使他们不认可制度性的规定,觉得自己外出务工经商,已经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是社会仍然把他们视为农民,使他们与周围社会形成明显的社会界线[20]。王雷宇等认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里的“城里人”,占有天然的社会资源和竞争优势,他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城市的主流文化与社区服务活动将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外[21]

(四)自身综合素质弱势

自身综合素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陈华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观念上更加认同城市,感情上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工作动机上由经济型转向发展型,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价值观上趋向多元化[22]。金丽馥等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希望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是为增加收入而加班,可是现实中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消除疲劳、释放压力、享受生活。经济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精神文化消费能力受到极大限制,除去每月基本的生活开支,收入所剩无几[23]。沈年耀认为,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表现为因循守旧、求稳怕变、自我封闭、知足常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禁锢下,农民工很难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灵动的思维,加之他们在城市中的尴尬处境,更容易使他们在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方面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24]。姚树颍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文化科技素质的制约,心理素质不高,心理适应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不强,导致他们自信心和信任感缺乏,容易产生自卑、沮丧、愤怒、怨恨等负面心理。再加上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即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生活,其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25]


三、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走出困境的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发展需求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全面发展,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长远的谋篇布局。为此,学者们从多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走出困境的应对策略,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根源变革:消除城乡之间制度阻隔

何晓红认为,应消除制度阻隔,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即改革户籍制度,还农民工国民待遇;改革就业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权益;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26]。张永开认为,治本之策是改革户籍制度,还农民工真正国民待遇,使其真正享有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要尽快将户籍制度改革从小城镇扩大到大中城市,破除城乡分离的就业制度,逐步取消在就业问题上对农民工的身份限制,使其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和发展机会[27]。王雪峰认为,改革户籍制度就必须取消附加在其上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简单化、不含任何身份歧视、便于人口规模控制的户籍制度[28]。杨哲等指出,要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有助于改善和协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使该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转让,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必要的社会福利,消减在城市工作中因社会保障缺失产生的精神压力[29]

(二)组织支撑:加强正确价值引领

杜献宁认为,新形势下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利是政府作为社会责任主体的应有义务,但面向广大农民工的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必须要有相应的职能部门来担当,以便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民工文化生活领域,为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30]。孟凤英等指出,为了规范和约束政府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的行为,要把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质量和水平纳入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评估考核体系,切实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的服务能力[31]。白现军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共青团组织需要联系服务和融入的青年群体。各级团组织要继续强化地方团组织和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建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常态化联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合理开放团属机构的文体设施,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充分借助社会力量,着眼于农民工在学习成才、情感婚恋、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现实需要,立足实际开展好服务和维权工作。要在开展文体活动的同时,注意思想引导,开展励志教育,把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和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为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增进和谐因素[12]

(三)合力推进:凝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赵展业认为,运用社区的“以人为本”管理思维是解决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现状、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32]。刘启营也指出,社区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化组织载体,农民工城市社区的融入就是城市社会的融入。融入了人文关怀体系的社区建设,可以塑造年轻农民工的心理认同和生活习惯,既让农民工能够增进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又可以强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33]。彭焕才等指出,企业也要承担起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的社会责任。尤其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情绪和心理需求,尊重爱护他们,建立适应新时期要求、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在促进民主管理、畅通员工诉求反映渠道方面多做工作[34]。王志刚等指出,要发挥农民工民间组织及工会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作用。工会必须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建立专项管理规章制度,更加规范地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发挥其正面作用。重视并强化工会与农民工组织的联系,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的框架,同时尊重农民工群体意愿,使之实现对群体内部日常事务的自我管理,并鼓励工厂、社区等与农民工群体进行互动,更好地发挥农民工群体组织的活力与灵活性[35]

(四)舆论导向:引导新闻媒体正面宣传

王雷宇等认为,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突出他们对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贡献和价值,倡导平等、和谐风气,减少和消除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同时,通过舆论引导增强权利主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媒体应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设科技、健康、礼仪等专题讲座,引导他们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自觉学习文化知识,增强职业技能的自我提升能力;开通心理热线、维权热线,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帮助他们缓解工作压力、提升心理素质;积极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文化欣赏水平,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增强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度[21]。李慧敏认为,为了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社会,新闻媒体应当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正面的形象,搭建起城市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话交流的桥梁[36] 38。王明学认为,要广泛褒扬他们在创造财富、保障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方面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树立和宣传新时代农民工典型,引导全社会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艰辛,突出平等和互相尊重,消除偏见和歧视,建立对这一群体更高的人格尊重,营造有利于他们文化融入的良好舆论环境[13]


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研究的思考


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的研究己日趋成熟,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引领新生代农民工走出精神生活困境,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从根本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质量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但从整体来看,还存在研究学科相对偏窄、研究内容相对单薄、研究对象较为笼统以及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还有巨大空间,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一)研究视角更宽广

学者们大多从社会学学科视角来研究,如白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困境的社会学分析》、曹森奎《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式自杀的社会学分析——以深圳富士康“N连跳”自杀事件为例》、黄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基于消费视角的社会学分析》等。万美容从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分析了个体因素与社会因素;陈静从发展权视角来谈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将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动因;刘香香将文化作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并强调发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驱动力的路径选择。而目前只有甘茂坤《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曾思康《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经济学考察》、徐兴隆《新生代农民工及出路研究——基于二元经济理论》等从经济学学科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这一主题本身,可以从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展开,从具体的理论立足点如价值澄清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行为主义的道德教育理论等出发,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层次,从而使该问题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理论与社会实践价值。

(二)研究内容更丰富

国内学者大多主要致力于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所处何种困境、何以出现这种困境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来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研究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没有深入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特征”来探讨深层次问题。“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静态和同质的角度来认识农村流动人口现象,而缺乏从农村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背景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农村流动人口自身发生的变化”[21]。实际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研究除了社会经济变迁的视角,还有很多容易被学者们忽视的问题。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研究、新闻媒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的影响力研究、新生代“海外”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发展问题研究、如何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价值引领、如何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都迫切需要进行理论梳理与研究论证,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研究对象具体化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对象进行整体研究,而对其进行分类细化再研究的不多。朱海林、于晓光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分析——以山东沿海部分城市调查为例》,直接对“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展开调查研究。因此,有必要进行分类细化再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部分特殊对象的精神生活发展问题,提出个别性、具体化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可以具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特殊对象的精神生活发展状况,将其精神生活某一方面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精神生活特征、状况及如何为他们提供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如根据性别、区域、流动趋势、代际等标准分类,研究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省内农民工与省外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等;另一方面可将上述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他们在精神生活发展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如研究80后农民工与90后农民工精神生活特征的差异、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精神生活困境的不同、不同行业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发展状况比较等。这将极大地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研究的内涵。

(四)研究方法多元化

部分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通过数据与图像使研究对象的状况量化,更加直观、明了地分析对象的特征,预测其精神生活的未来发展走向。也有学者采用人物访谈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深入探究,所得到的资料更加详实准确。如周芳苓的《“虚空”的精神家园: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调查》,围绕“文化生活”主题,在贵州省开展以座谈会为基础、问卷调查为重点、个案访谈为补充的一系列专题调研活动,比较真实地了解和掌握了这一特定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状态。但是调查研究只是从实际出发研究的一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研究还要善于对这一问题进行前提预设,并以社会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合力研究方法以及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等来深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现状、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等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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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the Spiritual Lif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ai Hongsheng, Zhou Yin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ir spiritual living condition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both the society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ue to the obstacles of urban-rural binary system, insufficient guidance of social mainstream values, lack of social public care, and weak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spiritual life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represented in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mentality, the loss of ethics and morality, the lack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loss of meaning pursuit.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we must further eliminate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trengthen the valu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fully integrate the power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news media to provid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or some weak links in the study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to solv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spiritual 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piritual life; Development dilemma; Social mentality; Ethics; Cultural identity; Mainstream value

 

[作者简介]蔡红生(1959-),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文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10期
蔡红生 周 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发展困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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