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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玉明:县域经济发展新趋势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31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肖玉明

[摘 要]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已进入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的阶段,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成本制约加剧及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转型升级面临诸多困难。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短痛与长痛的关系。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要在布局上优化,在增量上做优,在存量上汰劣;要科学把握回乡经济发展态势,调动外地创业者回乡创业积极性;要加强跨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分工,主动谋划区域发展战略。此外,应瞄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全面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更大力度地精准简政放权,充分激发和释放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产业融合;转型升级;回乡经济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6-0064-11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省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11,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以下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这亦表明,县域经济乃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所在。当前,县域经济发展正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唯有科学认识把握这些规律性趋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推动县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国际经验表明,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是因为城镇化不仅能够有效吸纳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和强大的要素聚集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同时,还可辐射带动区域及农村的发展,从而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2] 160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5年的29.04%,2017年达58.52%。但与进入中后期阶段的工业化相比,中国城镇化明显滞后,这表明城镇化在我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学者研究指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超过70%,城镇总人口将接近或者超过10亿人[3]

事实上,城镇化在我国不仅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也体现出其对扩内需、稳增长、转方式的重要贡献,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引擎。据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便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4]。在县域经济发展投入不足、要素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强大的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聚集效应,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据有关资料显示,2010年起,全国县域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已接近50%[5]。湖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从2011年到2016年,全省新增城镇人口434.8万人,城镇化率增加6.27个百分点,拉动县域投资增长162.6%、消费增长106.6%,县域GDP增长75.6%,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实现“六连增”,2016年达到60.5%[6]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粗放式发展道路,城镇化质量不高,表现为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占地过多“摊大饼”、产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欠缺、生态成本透支、进城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等突出问题。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既要抓住并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引擎,又要着力解决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坚持优化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2] 161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 33这就意味着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坚持走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镇化质量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产城融合、功能完善、个性鲜明、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体系。

从县域角度看,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首先要依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化规划引领,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布局。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培育发展主导产业,促进以产兴城、产城融合,推动城镇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协调联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充分发挥有限空间资源作用,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建好用好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提高城镇建设土地利用率,促进城乡一体有效发展。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解决城镇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对进城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同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加以有偿转让,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群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从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尽管如何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一直都是主题和主线,但在很长时期内,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才是主角,由此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以“三农”为主的县域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不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等。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制约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挑战。

新世纪以来,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我们党在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战略定位的同时,先后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政策举措,并取得重大进展。譬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的比重已经连续7年超过50%,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城乡连接性明显增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到2016年底,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乡镇总数的99.99%,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建制村总数的99.94%[7]。但是,国现阶段城乡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还存在机制性缺陷,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基本病根。

“三农”问题的体制性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在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和新时代“三农”发展特征基础上,首次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 32,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一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打造县域经济发展“升级版”的现实选择。必须认识到,在当今时代,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现代化建设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过去那种以牺牲“三农”为代价的发展之路已走不通。为此,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互动共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也就是说,只有重塑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农业这个“四化同步”发展的短板、拉长农村这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腿,才能有效提高乡村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城镇发展质量,才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最终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紧紧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个重大机遇,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8]。从国情来看,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具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要从体制创新入手,着力深化城镇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投资融资制度、城乡人才制度等改革,清除歧视农民、剥夺农业、牺牲农村的体制性障碍,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发展体系,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联动发展。要在政策上倾斜,舍得真金白银,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到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上优先安排。不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步建立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由制度安排来保障,大力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无缝对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让进了城的放心,让留在农村的安心,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建设、公平分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城镇与乡村协同发展、相得益彰。

三、农村三产融合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产业转移。而作为县域经济传统支柱的农业自身,也出现了农产品“大路货”供过于求与优质绿色产品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面临着经营规模小、经济效益低等多重挑战。为适应这种新形势,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互为交叉的融合发展之势。这种融合发展,是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是农村产业分工协作的新发展,不仅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也有利于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为县域发展增添新动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近年来,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2015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号),次年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12亿元,支持安徽、重庆等12个省市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9]。在一些省市,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农村创新创业的热点和亮点。如江苏省探索了“立足一产,‘接二连三’”“发展二产,前伸后延”“创新三产,功能拓展”等多种融合模式,培育出160多个年产值超10亿元的县域优势特色产业和近700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016年GDP过千亿元的县(市)有8个,占全国总数的38.1%[10]。又如,湖北省大力促进农业与加工业融合发展,2010年至2015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速达23%,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1.39:1提升到的2.45:1。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就业最多、效益最好、农民获利最丰的“五最”产业[11]

但总体而言,我国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存在融合主体不强、融合层次不高、融合程度较低和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何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加快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着力将农村资源优势转化为融合发展优势,成为当今推动县域发展的新课题。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工业理念、互联网理念为引领,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努力延伸农业产业链,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找准融合点,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在做“精”农业、做“强”加工业、做“特”第三产业上下功夫,在农工、农旅、农商和全产融合发展上做文章,在提升农业发展质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上见实效,推动车间与田间、加工与物流紧密协作,促进农业内部重组融合、产业链条延伸融合、三次产业交叉融合、先进要素渗透融合等。培育支撑点,扶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上山下乡”,发挥他们的资源聚集效应,引领带动产业融合发展[12]。把握着力点,大力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健全产业融合发展推进机制,搭建农村综合性信息、创业、金融等产业融合服务平台,鼓励农户积极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融合,加大用地、用电、用水及财税、产业等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形成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利益联结紧密、产城融合协调的新格局,使农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活力显著增强。

四、转型升级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期和新旧动能转换期,县域经济已进入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发展的阶段,加快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淘汰低质低效落后产业,是经济新常态大势所趋,也是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成本制约加剧及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转型升级面临诸多困难[12]。以湖北为例,一方面,县域经济中传统农业比重大,工业多为传统、低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起步较迟、发展不快,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重、压力大。据统计,“十二五”末,湖北Ⅰ、Ⅱ、Ⅲ类县(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仅占县域GDP的14.2%、13.3%、5.8%,均明显低于16.3%的全省平均水平[13]。另一方面,从县域层面看,这些传统低端产业仍是地方税收的支柱,在资源环境强约束和“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政策背景下,很多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技术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动力明显不足。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短痛与长痛的关系,这是对县级党委政府治理能力和发展智慧的重大考验。总的来说,只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遵循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律,坚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方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支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向绿色化、品牌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才可能赢得县域未来发展的更大空间。

具体而言,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一要在布局上优化。遵循主体功能区规划,坚持“全要素、全产业链、全地域地谋划、布局和发展县域经济”[14],强化地市级产业规划职能和权威,打破县域行政区划界限,优化县域生产力空间布局。坚持走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同时注重增强区域产业发展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度,并按此要求变招商引资为选商选资,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文章,促进产业布局向区域功能化转变、产业组织向集群集约化发展,解决好县域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加剧的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要在增量上做优。产业增量是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只有产业增量总体上是优质的,才谈得上经济转型升级。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推动“互联网+”“+互联网”等深入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做好壮大先进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文章,着重解决支柱产业链条不长及核心环节集聚度不高、产业配套能力不强问题,推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三要在存量上汰劣。县域传统产业比重大,要遵循优胜劣汰市场规律,依托科技创新,围绕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和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下功夫,优化存量资产,提质升级存量供给。加快实施企业技改工程和信息化工程,注重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力度压减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着力解决传统产业技术层次不高、资源利用率不高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问题,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

五、回乡经济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回乡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或经济形态,而是对在外创业者(多是农民工)携带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等资源,从城市回到农村创业(如兴办企业或将在城市创办的企业转移到乡村等)的一种形象说法。据权威人士介绍,截至2016年,我国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各类人员返乡创业的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此外,还有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人员约130多万人下乡创业创新[15]。在被誉为“返乡创业第一县”的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数量从2013年的6315人猛增至2016年的1.5万人,年均增长20%以上。返乡农民工创办各类企业(包括小微企业、个体户)7828家,累计带动就业近4万人[16]

当前,我国回乡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回乡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源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和产业趋于饱和,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一批传统产业急需寻找新的替代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出于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考虑,国家大力支持在外农民工、企业家、大学生等群体返乡创业就业。正是在发展形势的倒逼和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回归农村创业逐渐成为很多在外创业者的重要选择,回乡经济也成为拉动县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上在外创业者人数众多以及落叶归根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回乡经济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应充分认识到,科学把握回乡经济发展态势,打好“乡情牌”“乡愁牌”,调动外地创业者回乡创业积极性,将对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当前,回乡创业还面临环境不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挖掘本地回乡发展资源和潜力,畅通回乡创业渠道,帮助回乡创业者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引导支持回乡经济发展。一要加大政策扶持,整合落实支持农村创业创新的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二要加快制度创新,如清理不合理的担保贷款规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地抵押贷款新模式,把返乡农民工创业用地纳入规划或计划等办法,着力解决融资难、用地难等突出问题。三要优化创业环境,创建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业服务平台、开放式服务窗口,完善乡村生产性公共服务体系,重点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开通“绿色通道”,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咨询、证照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四要提高创业者组织化程度,在产业培育、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上,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支持,助力提升创业层次。

六、跨县域合作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延伸

在当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加速,合作共赢、互利互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一方面,跨区域分工合作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竞争的压力和效率的诱导,市场必然更加开放,分工必然更加精细,任何经济体或企业都不能包办市场,所有经济行为都离不开市场分工协作(区别在于,这种行为是处于经济链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另一方面,跨区域合作发展的条件愈发成熟。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交易手段、现代物流、现代交通等广泛发展,使经济活动的时空距离极大地缩小,为分工协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近年来,我国跨行政区域的经济集聚性日益明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地区等三大跨区域经济合作城市圈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同时,在区域发展非均衡条件下,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利用为直接目的的“飞地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如江苏省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粤西北地区通过合作共建产业园发展“飞地经济”,提高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其中“江阴-靖江工业园”作为江苏首个跨江、跨县域联动开发的“飞地经济”园区,其主要经济指标完成额在靖江市的占比一度达到20%[17]。在湖北,跨区域经济合作也风生水起,如跨县域的浠水散花跨江合作示范区、“武汉-洪湖新滩工业园”,跨省域的“江西九江-湖北黄梅(小池)飞地经济园”、“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湖南龙山县-湖北来凤县)等一批合作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从各地实践看,跨县域经济合作的最大困难在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主要集中在税收分成、管理机构设立、土地审批及征地拆迁、污染物排放和产业规划协调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相关地方政府既要看到跨区域合作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它是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市场分工不断细化的必然结果,是不容回避、无法抗拒的大趋势;又要看到它可大大拓宽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是促进县域经济向跨区域经济延伸、向都市圈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必须自觉顺应这种趋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分工,主动谋划、推动县域经济融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经济区域中去发展。在省级层面,要清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健全全地域发展县域经济的支持政策和推动机制,探索推进以“计划单列”形式为跨县域合作项目提供土地、规划和财政支持。同时,可考虑把跨区域合作发展纳入政绩考核内容,强化市县责任。在市县层面,要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探索建立以准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利益平衡机制[18],邀请独立力量对水资源共建共享、流域生态补偿、污水处理等重大项目进行评估并拟订合适方案,平衡双方或多方利益。探索跨县域综合执法和多元治理机制,消除合作发展中部门不协同、社会不协同的现象,及时处理跨区域环境污染、基础设施毁损等事件。总之,要解放思想,敢于破除行政区域界限束缚,善于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协商解决所涉的税收和统计数据分成、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用地和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

七、赋权扩权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简政放权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现行体制下,县级承担的改革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事项和责任越来越重大,而权责不对等、权利不匹配问题愈加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更大幅度赋权、扩权,成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面对市场的要求和基层的需求,我国很多省份都开展了财政扩权(即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和经济扩权(即赋予县级政府、部分地市级政府的经济管辖权限)改革,加大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和“省直管县”改革力度。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开展了“省直管县”改革试点。2002年,浙江省进行第3次扩权强县改革,将313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市、区),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到2006年,浙江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成为全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19]。中部地区的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扩权强县的动作也比较大,分别有11个、13个、6个县实行“省直管”,均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改革不深入,权力下放不彻底不充分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就湖北的改革情况看,以“放管服”为中心的改革力度很大,自2012年起,湖北已连续多年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20]。但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方面似乎大动作不多,体制性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掣肘仍较明显。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发现,有些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按规定本应下放至县级,但地市不松手、明放暗收等现象仍然存在,基层特别是一些发展势头较好的县市对“省直管县”改革的呼声依然很高。实践证明,在当前行政体制下,“省直管县”改革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是管用的一招。应瞄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学习借鉴先进省份经验,全面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选择一批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市启动新一轮“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更大力度地精准简政放权,充分激发和释放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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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in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Xiao Yumi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county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from extensive growth based on large and speed to intens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specially there is widespread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ow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tighte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tensified factor cost control and weak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county economy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ch have caused difficulties 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rrent interest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hort-term pain and long-term pain.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unty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ptimize in terms of increments, and eliminate inadequacies in stocks;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metown, mobilize the migrant entrepreneurs’ enthusiasm in entrepreneurship in hometow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vision of labor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actively pla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aim at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that restri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unti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system reform of “counties directly administrated by province”, accurately simplif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delegate powers to lower levels with greater efforts, fully invigorate and release the vitality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leap-frogping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Keywords: county economy; new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conomy in hometown

 

[作者简介]肖玉明(1965-),男,江西赣州人,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二级巡视员,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农”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6期
肖玉明:县域经济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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