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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敏 黄 喆:基于金融支持武汉城市圈现代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25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于敏,黄喆

[摘 要]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智能制造则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自美、德等国相继推出应对新形势下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业互联网”与“工业4.0”计划后,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力图打造一个智能制造强国。金融业的发展对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激励措施,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同时加强制造业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智能制造先行示范区,发挥武汉市作为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推动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 金融支持;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智能制造;制造业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 F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6-0053-11


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应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灵活使用各种经济手段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有发展前景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进一步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则指出,我国现阶段虽是制造业大国,但并非制造业强国,工业制成品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要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实现制造业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同时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通过金融手段引导资金进入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就显得尤为重要。

武汉城市圈作为湖北省经济中心和制造业中心,涵盖了武汉市等9个城市的核心制造业企业。开展针对城市圈的金融支持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有助于分析城市圈金融及制造业现状,并找出其中不足,为武汉城市圈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武汉城市圈金融及制造业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一)武汉城市圈金融发展变化及现状

1.武汉城市圈金融整体呈向上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2013至2016年间,武汉城市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分别为21465亿元、23745亿元、27542亿元、31938亿元和16792亿元、18210亿元 、20284亿元、25621亿元。其中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在近四年间分别总体上涨48.79%和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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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武汉城市圈发展中心,武汉市对各类金融机构拥有较强的吸引力。截至2016年,已有23家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武汉,另有33家金融机构已在武汉或筹划在武汉设置金融后台中心。其中,上市公司与券商数量均有所增加,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内注册的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到71家,占全省上市公司总数的74.7%,其中制造业企业35家,占全省上市制造业企业数的60.3%。同时,在武汉设立的证券分公司总数已达到36家,证券营业部总数130家,全年交易总额接近10亿元。银行与保险业平稳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幅增长,机构总数达到60家,银行业资产总额接近3万亿元。保险机构数同比增幅3%。保费收入超过300亿元,同比增长22%。根据相关数据比较分析如下:

1)武汉城市圈金融相较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圈综合排名位列全国前三,以长三角城市圈为例,仅上海市2015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就达到103760.60亿元和53387.21亿元,分别是武汉城市圈同期存贷款总量整体的3.77倍和2.63倍。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总数达到1430家,数量超过同期湖北省水平。湖北省上市企业数与发达地区相比同样存在差距。同样以长三角城市圈为例,上海市注册境内上市公司240家,其中制造业企业数113家,登陆二级市场企业数超过湖北省全省水平[1]

2)武汉城市圈内资本分布不均衡。武汉市与周边城市发展不均衡。如图2、图3所示,从绝对数上看,武汉市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占据了绝对的资源优势,且与周边8个城市一直保持着较大差距。2013-2016年间,武汉市存贷款总额占城市圈存贷款总额的比重稳定在68%以上,而贷款总额基本维持在77%以上的高位水平。金融资源的独占势必导致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步加大,阻碍城市圈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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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结构发展变化及现状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速度步入新常态,制造业企业数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如图4所示,2013年至2016年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企业数由7649家增加至8379家,整体增长幅度达到10.12%。但2015年以后,企业数量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增幅由2013到2014年间的7.92%下滑为2014至2015年间的2.04%。而2016年武汉城市圈的制造业企业总数量还首次出现下降,相较于上一年度企业数量下滑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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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图5所示,2013至2016年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企业生产总值分别为21864.07亿元、24447.69亿元、25254.44亿元和26388.32亿元,四年累计增幅20.69%。而2013年到2015年间制造业企业生产总值增幅相较于前年小幅度下滑,同比增幅由11.82%下降至3.3%,2016年则相较于上一年增长率有一定的回升,增长幅度为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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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同武汉城市圈金融发展呈同步发展态势,两者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近3年制造业的发展稳步提升但增幅略有下降。制造业已由前期的高速增长慢慢步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工作的深入开展,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企业数量逐步精简,落后产能和落后生产方式逐步退出市场。

二、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一)金融支持对制造业人力资源要素的影响

金融支持对人力资源的影响表现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1.直接影响。金融在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下,会自然将资金引导至利润较高的领域,在资金的正外部刺激作用下,高端人才会向该领域逐步集中。同时,在资金诱导下,行业整体也会得到有效发展,制造业企业数量的扩充将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大量人才的涌入。

2.间接影响。一个地区金融的发展会影响该地区的教育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质量、教学平台的构建与金融的发展息息相关。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素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程度。而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则会直接影响到该行业领域的发展质量与结构。通过发展金融,引导资金投入到教育平台建设、劳动力职业素质培养的建设上将有利于该地区的人力资源实现合理的分配,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投资的成本[2] 30-31

(二)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物质资源要素的影响

1.金融发展将有助于实现社会资金由储蓄向投资的灵活转化。如图6所示,制造业企业物质资源要素的积累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一部分为企业自有资本,一部分是社会投资。金融机构和金融平台可以充当良好的资金中介,将大量的社会资本从各个渠道汇集起来并有效地分配到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帮助制造业企业实现物资资源的积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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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发展将有助于实现制造业物质资金的扩充。二级市场、新三板、民间融资平台、P2P等金融平台的构建有助于制造业企业摆脱银行融资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占用周期长,丰富多样的融资渠道可以让制造业企业实现灵活的资金调配,并有效加快资金在市场中的流通速度。资金体量的扩张势必会带来制造业行业整体规模的扩张,使其产生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制造业物资要素的积累。

(三)金融支持对制造业技术资源要素的影响

制造业行业中,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行业整体能起到提升作用,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基础。技术成果的有效转换将会给企业带来十分可观的收益。但同时,技术投入也存在前期资金投入量大、风险高、成果转化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制造业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承担部分风险,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等伴随着金融发展而不断壮大的投资方式可以帮助不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初创制造业企业实现技术创新风险的转移。而技术保险这类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则可以让企业在较少的资金投入下为自己的发展保驾护航。

(四)金融支持对制造业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影响

制造业的技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前期大量的基础技术积累和技术爆发的酝酿周期作为铺垫。特别是高端智能制造业在技术积累前期可能需要引进或借鉴部分国外先进的制造设备,通过商业银行开具信用证明或进口押汇、跨境支付等业务手段,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高端设备的方便引进,减少交易等待时间[4]。高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目前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能汽车制造企业特斯拉,它可能并不是技术手段最丰富的汽车制造商,但是来自投资人源源不断的资本注入却能够帮助该企业收购小型技术企业,获得相关的技术专利,使得自身的业务得以不断发展。

三、金融支持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国外案例分析

(一)德国工业4.0计划与金融配套实施项目

德国政府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公布了实施德国工业4.0的计划。该计划拟在工业1.0(机械工业革命)、2.0(电子革命)和3.0(信息工业革命)之后,凭借德国雄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掀起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简称“工业4.0”。德国希望通过“工业4.0”的技术变革,在制造业中基于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制造业广泛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服务化。目前“工业4.0”计划已提升至德国的国家战略高度[5] 71-79

为配合国家“工业4.0”战略的实施,德国政府自上而下构建了多个配套平台进行支持,从技术领域、教育领域、金融领域等多方面着手,打通各领域间的壁垒。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德国通过一系列金融智能化变革辅助工业的智能化[6] 35-41。如德意志银行,它是最早实现外汇高速电子交易的银行。通过快速便捷的网络交易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敏感反应,该银行能够实现将80%的业务转移到在线平台。银行系统在与网络技术结合后,一方面节约了门店租金和柜台成本,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海量的数据监测,实时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的贷款做出精准判断,同时减少人力成本。

德国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商业银行在经营日常的信贷、证券、保险业务之外还能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国家的战略方针对企业进行投资,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流程,促进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同时,德国通过政策性银行复兴信贷银行(K f W)向创业不足3年的初创企业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企业通过向自己选定的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商业银行再将审核过的企业信息申报至K f W。其中,K f W承担80%的资金风险,商业银行承担20%的资金风险。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帮助企业获得资金,也减轻了商业银行承担的资金风险[7] 308

(二)美国工业互联网计划与金融平台

与德国类似,美国同样注重对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美国自2011年提出“制造业回归”的口号后,顺应产业发展继续提出了“工业互联网计划”。即通过政府引导,力图实现制造业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无人化,同时抢占行业标准的制定权。

与德国不同,美国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企业融资能够通过证券市场来完成,不需依赖银行。在场内市场方面,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约4000多家;而场外市场中,OTC、OTCBB之类具备简单灵活的三板市场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万多家。证券交易市场完善的制度和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策略,可以帮助上市企业通过多种投资基金的组合投资获得客观的市场价格[8] 34-36

作为风险投资发源地,美国同样具备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三高”投资风格决定了风险投资会将资本集中到新兴高技术企业,当该技术领域形成了重大突破时,便会涌入更多的风险资本,加速整体行业的发展和完善。

(三)经验与启示

从国外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以看出,制造业发达或能实现快速有效的结构转型升级的国家或地区主要具备如下优势:

1. 资金存量优势。高端制造业属于技术与资本合力驱动型行业,其中技术与资本又是相互影响的。资金的投入促进技术的升级,而技术升级带来的可观效益又会吸引更多资本的投入。可以说资本在制造业的结构变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假定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资金的转化率为恒定的前提下,只有加大资金存量的基数才能实现资本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有效投入。

2. 配套政策支持优势。资本本身是逐利的。在无政府导向的情况下,市场会自然地将优势资源集中到最成熟、收益最高最稳定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则可能由于盈利存在不确定性而受到市场的冷落,此时政府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德国政府在此前通过政策性银行贷款的方式,刻意将资金引导至新创及新兴技术领域企业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为资金的流向树立了指向标。

3. 资金获取平台优势。美国拥有全世界制度最全面、流通性最强的二级市场和场外市场。在注册制下,企业可以较为自由地通过上市途径获取社会资本。风险投资机构的成熟运作以及遍地开花的P2P平台和众筹平台都为企业融资创造了广泛畅通的渠道。

四、金融支持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国内案例分析

(一)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由广州、珠海、深圳等14个城市组成,依托广东省,辐射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中最具活力的一个。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广东省的制造业生产结构受到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持和影响。总体来说,一是资金储量的支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前沿,珠三角地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吸收了大量的海外资本投入。海外华侨和内地资本的政策性迁徙也让广东省的资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资金的技术扩张使得整体资本积累可以转化为投资资本,并进一步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在资金的驱动下,产业结构会自然地转向技术难度大、利润高的行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完成。二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间接融资渠道,能够给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资金,广东省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地方银行,而且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外资银行。截至2016年,已有来自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58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广东省内设立了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广东已成为全国外资银行最多的省份。商业银行能够在大量的信贷活动中获取众多企业的数据,直观了解企业运行状态,对企业转型升级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三是证券市场。作为股份制改革的领头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珠三角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的政策引导能够帮助优秀的制造业企业上市,为市场注入大量社会资本。企业能够在资本的帮助下及时更新生产工艺和设备,同时,还能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整合优势资源,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优配置。

(二)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26个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群,同时也是全球公认的6大城市群之一。在这26个城市当中,包含1个直辖市,3个省会城市。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以上海为龙头,南京、合肥、杭州3个城市圈为支撑,形成由上海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格局。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既有生物制药、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也包含高新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历史上,上海就是我国重要的海港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逐步实施了一系列产业升级举措,如依托海运发展的上海宝钢集团也在逐步转型,向低污染、低排放的方向转变。而城市群内则逐步推广上海自贸区模式,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吸引资金和技术。与珠三角相同,长三角城市群大发展也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息息相关。2016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要将长三角城市群提升到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的高度。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群内的自贸区试点人民币跨境创新试点等金融及贸易活动得以有序展开。

(三)经验与启示

通过对国内两大城市群的分析,其发展给我们如下启示:一是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势。不论是长三角城市群还是珠三角城市群,其共通点之一是依靠自身的临海优势拓展海外交流空间。通过开展一系列对外交流与合作,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二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以及自贸区试点。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均成长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国家发展及战略规划方案的实施有助于资金在配套政策中拓展积累的空间。三是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城市群内部在发展过程中,各城市间由于资源要素、人口要素、地理区位要素等原因必然存在差异,部分城市的发展会快于其他城市。如何缩小城市间的差距,或如何让优势城市带动其他城市共同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常见问题。长三角城市群通过发展特色优势及复制学习能力,将上海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城市群的整体优势。

五、金融支持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通过国内外城市圈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案例的特点分析,针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政府出台相应激励措施

对比国内经济发展领先地区,武汉城市圈相应的产业布局配套政策尚不完善。东部及沿海地区依靠国家发展战略红利已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优先布局。武汉城市圈若希望有所突破,应当制定更具倾向性的政策,如针对某特定行业的信贷服务,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低利率贷款。或是对具有发展潜能及发展方向的新兴制造业企业给予场地优惠,并提供相应的融资平台支持。同时,政府也应当采取负向约束。对于产能过剩及对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不向其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或限制提供贷款,逐步淘汰落后产业,促进市场整体水平提升。

(二)拓展融资渠道

城市圈内制造业企业主要是从商业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传统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而这类传统渠道在进入门槛和资金成本上有诸多限制。商业银行体系目前在企业融资资金来源中所占比重最大,而我国商业银行通常会由于自身制度体系的限制和出于对风险的考量而选定特定的贷款对象。在这一选定标准下,一些具备创新动力但体量不足的中小企业自然会被排除在外。同样,在上市融资过程中,机构也倾向于将上市的资格优先给予传统行业和大型企业。新三板的设立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为小企业上市融资提供平台,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城市圈急需建立配套的资金平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将社会资本或专业投资机构有效地引导至有资金需求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中去,同时通过制定平台的资金运用制度,确保资金的使用安全,避免金融风险。

(三)加强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智能制造的特点在于制造业企业在制造过程中不仅仅要面对制造工艺、制造材料、生产线的铺设等传统生产流程,还必须加强多行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工业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一方面,跨行业的合作意味着不同行业之间的技术指标和技术标准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必须制定出新的能够适合多行业之间交流的技术语言与技术标准。另一方面,新兴制造业若想实现长久发展也应当制定出超前的并且统一的技术规格和行业标准,在行业整体规模形成之前占据制定标准的优势。

(四)建立智能制造先行区

在建立相应配套设施和部署制造业基础建设的同时,政府应规划制造业发展大方向,积极建设智能制造先行示范区,建设示范企业和标准化智能制造基地,使其通过地理区域的集中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减少生产成本。目前,城市圈内制造业企业分布相对分散,各城市之间制造业行业细分优势各有不同,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各城市政府之间可通过比较优势,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针对某一特定细分行业先试点后推广,由点及面加速布局行业整体的升级。

(五)发挥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在城市圈内,各城市间因发展历史、资源含有量等诸多因素,存在着发展速度不一和发展规模不均衡的情况,部分城市会在城市圈的整体发展过程中显得较为突出。通过将优势城市所获得的发展资源与发展经验与周边城市共享,将能显著推进城市圈的整体发展进程。武汉城市圈应充分发挥武汉市作为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实现优势发展资源共享,缩短区域城市间差距。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在汉企业以武汉为圆心,逐步向周边8个城市辐射发展,拓宽各城市的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研究可知,武汉城市圈近年来整体呈向上发展趋势,经济规模增速稳中有降。其中,武汉市经济发展贡献度在城市圈中占比最大且在近3年中均维持高位水平。城市圈内资金存量、金融机构数量均有增长,制造业企业数量及制造业企业产值有所上升。但与国内主要城市群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资金量小、融资渠道窄、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等方面。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武汉城市圈应着重从完善政策制定、拓宽融资渠道、发挥优势城市的引领作用入手,不断提升城市圈金融业发展水平,进而实现制造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参考文献]

[1]邱慕龄.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2]胡 权.金融资本驱动工业4.0快速实现[J].新经济导刊,2016,(10).

[3]刘思婧.金融发展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4]李 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应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15.

[5]李金华.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比较及启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6]赵婉妤,王立国.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政策——基于美国和德国的经验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16,(3).

[7]林 夏,赵瑞玉.德国“工业4.0”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J].科技展望,2016,(12).

[8]李海花,王欣怡.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最新动态[J].电信网技术,2016,(8).

  

编辑:胡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on Optimization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in Wuhan City Circle

Yu Min, Huang Zhe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while smart manufacturing is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launched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Industry 4.0” plans to respond to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has also proposed the “Made in China 2025” development plan in an effort to create a smart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ptim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government must introduce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measures to further expand financing channel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andard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o establish a smart manufacturing pilot area,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Wuhan as a core city,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Keywords: financial support;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mart manufacturing; optim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

 

[作者简介] 敏(1962-),女,辽宁大连人,武汉研究院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二级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6期
于 敏 黄 喆:基于金融支持武汉城市圈现代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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