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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艳波 方 畅: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25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余艳波,方畅

[摘 要]议程设置是环境传播中极为敏感、对整体传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的传播话题。政府、媒介、公众如何在环境传播过程中,既能从各自立场与角色出发,创造性地设置一些具有传播力的议程,又能实现议程融合,达到改善环境、推进生态良性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议程设置理论框架,通过“议题建构”“议程融合”、互联网议程设置三个理论视角,能够分别从政府、媒介、公众维度,研究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的创意应用问题。

[关键词]环境传播;议题建构;议程设置;议题融合;创意应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6-0016-13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方法。1972年,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从而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以后,在传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媒介、社会公众如何设置议程,如何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作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关于环境传播中政府“议程设置”的研究,李异平、杨萍从制度出发,分析了联合国PRTR制度,认为我国政府应加快引进这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升对公共环境的治理效能[1] 20。黄贺铂以广州市政府网站为例,分析了政府网站的公共议题构建,并提出政府网站整体新闻供应不足、政府网站与媒体之间没有形成有效议题建构的结论[2] 46。谢铭慧以雾霾议题为例,分析了环保政务微博的传播与治理研究并提出政务微博在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3]

关于环境传播中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黄河、刘琳琳对比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析两者在环境议题建构中存在的差异与问题,并提出问题的根源与优化途径[4] 90。李雅红从网络媒体角度出发,分析了网络媒体环境传播对环境问题的建构主要有门户式、检索式、起底式和聚众式这四种传播方式[5] 293。朱哲萱以人民网、新浪网、环保NGO官网对低碳生活议题的报道为例,对这三大网站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提出关于低碳生活议题的现状分析、问题与对策[6]

关于环境传播中公众“议程设置”的研究,郑君君、李诚志、刘春燕从公众环保参与“议程设置”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公众环保参与的现实问题,并阐述了在复合型环境治理形势下环保公众参与如何切实推进[7] 60。张萌栩将视角放在西部地区环保NGO,根据其传播现状与传播效果,提出了强化西部地区环保NGO公众参与的相应对策[8] 41。邓婷尹[9]、王佳乐分别从不同的环境事件出发,分析了公众与政府、媒体间的互动关系[10]

关于环境传播中组织的“议程设置”研究,很大部分都是对NGO组织进行研究。周晓旸以绿色和平分部“2009气候中国行”活动为个案,分析环保NGO组织在此次活动中传播技巧的运用[11] 30。蔡馥谣研究了媒体对环保NGO的作用,环保NGO与媒体、政府间的关系,最后探讨了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环保NGO的发展[12] 12。赵霏通过研究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传播活动,分析了非政府环保组织对环保意识传播的效果,提出非政府环保组织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发展路径[13] 49

本文将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框架,通过“议程建构”“议程融合”和互联网议程设置三个理论视角,分别从政府、媒介、公众三个维度,研究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的创意应用问题。

 

一、环境传播中的“议题建构”理论创意应用


议题建构理论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假说的修正。美国水门事件中,报纸与民意的关系引起了美国传播学家朗氏夫妇(Lang&Lang)的注意,他们对此进行分析,并于1983年提出“议题建构”理论来修正和发展“议程设置”假说[14] 126。这一观点认为:一个问题从媒体报道进入公共议程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议题的建构需要一段时间,经由媒介对议题进行发掘;对其展开不同形式的建构,通过版面安排、报道用词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运用不同的框架来阐述此议题的意义;利用意见领袖的评论来加快议题建构的速度等步骤。在建构过程中,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多方互动,影响着议题的发展走向。

雾霾问题,是近年来环境传播中最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在雾霾问题传播中,公众、政府、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创意应用,极具典型意义。

1. 公众推动“雾霾”议题的兴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4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出现在首都机场,北京市环保局就此认为美国选手对中国了解甚少,“如果外国运动员一定要戴口罩到北京参加比赛,无非是给行囊增加几分重量,而且相信他们用不上。”在强大舆论压力下,4名美国运动员向北京奥组委递交道歉信,向全体中国人民公开道歉。雾霾问题开始引人注目。2008年美国大使馆开始公布北京空气质量,包括PM2.5。2011年北京环保局指责美国大使馆雾霾数据不准。中国环保部认为,“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对中国PM2.5监测并且发布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2011年10月22日晚11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表了使用ipad对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PM2.5的检测数据,数据显示PM2.5指数为 439,评级为“有毒害”。潘石屹发出了“妈呀!有毒害!”的评价,该条微博被转发和评论5000余次,随后,潘石屹接连在微博上发布手机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关于雾霾的议题开始在微博上发酵蔓延。在潘石屹对雾霾议题进行关注后,郑渊洁、李开复、姚晨等微博名人也参与其中,带动了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引起官方的注意。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与潘石屹进行了面谈,并带领其参观了环境监测的工作环境。在意见领袖成功引爆微博舆论之后,官方与民众的对话开始,开启了环境议题被纳入政策处理的第一步。

2. 媒体对“雾霾议题”的设置。2011年11月以后,雾霾议题经过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发酵引起传统媒体的注意,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始介入报道,发挥其在信息资源整合、深度报道上的优势地位,有效弥补了微博平台信息碎片化的弊端,在这一时期报道数量的激增、报道主题的多元化都呈现出传统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关注。与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相比,传统媒体的内容整合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媒体通过对雾霾的成因、危害、检测技术、治理措施等多角度的议题呈现,能够让受众对雾霾进行较为全面和具体的解读。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借助于权威专家的力量对有关雾霾的政策和科学常识进行解读,借助于政治和学术领域的研究,以深度报道的形式对雾霾议题进行全景式的展现,同时对雾霾的问题进行定义和类型化。

对于环境主张的争论,其目的就是能够让环境主张纳入政府的政策当中并且能够真正落实到位。而这一过程当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政策的落实。在2011年10月底,连日的雾霾天气与北京环保局公布的官方空气质量认定大相径庭之时,由《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创办的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发起了“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这一活动在2011年上半年就发起众多的志愿者开始自测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并通过微博等信息平台进行发布,此次志愿活动集结了不少环境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尽可能地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监测和记录监测点的数据。2011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联合北京地球村、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6家NGO环保组织向环保部递交了对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版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建议书,提出了包括缩短《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到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在内的7条建议。媒体和NGO环保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环境议题社会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3. 政府对“雾霾议题”的设置。2012年1月16日至19日,山东境内高速公路和国道及城区道路部分路段因雾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10人死亡,14人受伤。14日- 15日,琼州海峡因雾被迫封航16小时。”雾霾开始成为重大社会事件。2013年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中国30个省市,北京市仅5天不是雾霾天。14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首次公开承认雾霾形成的三大原因。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2014年1月,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通报2013年自然灾情,首次将雾霾天气纳入其中。2014年12月22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这是该法案首次大规模修订。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2016年12月大范围雾霾重污染天气发生,京津冀、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安徽等20个省市笼罩在迟迟不散的雾霾中。石家庄、邯郸等市PM2.5破千。2017年初开始,环境保护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发布《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并定期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过程进行专家解读。

从“雾霾”议题的出现到热议,也是从网上公众舆论的兴起、受到关注,到传统媒体介入的整合建构,最后媒体动员与NGO共同“倒逼”政策落实的过程。在雾霾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很多治霾政策,保持了高压势头,通过科学的调查数据说明真实情况,解读雾霾构成的原因及发展趋势,通过权威专家解释,表明政府立场、态度,引起社会重视,消解疑虑与担心,并公告政府解决问题的措施。与雾霾出现前期表现不同的且具有创新的是,政府不再回避,而是直面问题,进行各层级的问责。面对问题很快就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强制措施,分析污染源头,运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污染源,且能及时沟通雾霾进展状况,打消公众顾虑。

媒体及时传播报道事实,全面介绍相关情况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采访相关管理机构、科技专家、当地居民,全方位解释说明雾霾的成因、危害程度、未来发展趋势,生动形象地介绍事实的过程。媒体将客观的数据呈献给大众,向大众说明情况,介绍事实,传播政府的声音,依各自媒介、受众人群特征,解读雾霾现象。媒体也会站在公众的角度,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表达质疑。总的来说,媒体创新性表现为站在公众角度向政府进言,既有政府的声音,也有公众的反应,而且运用了专业的传播技术,高度简洁、形象、全面介绍了雾霾成因及发展趋势。

公众议题建构主要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而网络的开放、自由、互动特征能让公众议题以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在短时间内引爆舆论点。这些优势都增强了公众议题在与媒体议题、政府议题碰撞中的影响力。与政府议题的主题相对单一不同,公众建构的主题更为全面,涉及所有方向。而与媒体建构的主题不同,公众建构的主题更多的是涉及“雾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评论政府部门的作为”。公众往往是最直接的风险受害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公众始终都在积极地建构风险治理议题。公众用自己感知的事实说话,关注雾霾的危害性,特别担忧雾霾成因及后果、影响,渴望政府提供有效治理方案,希望媒介全面、深刻报道雾霾治理状况,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呼吁相关大众采取行动,积极主动改变环境。

雾霾议题由公众-媒体-政府“倒逼”路径设置了各自的议程,媒体除了通过自身来实现对环境议题的建构外,应积极地实施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互动和合作,有效推动环保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商,以及对公众的动员和引导,共同构建起环境议题的公共性。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线上和线下的合作,能够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监督和推动政府政策落到实处,从而真正实现环境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从雾霾的兴起到舆论的推动到最后政策的颁布,三者间互相都有着联系与交流,在议程设置路径上,公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不仅仅只负责“上传下达”,还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表达公众诉求,政府不再回避推脱问题,而是直面问题、积极引导问题。


二、环境传播的“议题融合”理论创意应用


“议程设置”理论的两位创立者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面对传播环境的巨变,对“议题设置”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1999年,两人在《个人、团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和《公共议题的衰落:个人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等论文中提出了“议题融合”理论假说[15] 56。“议题融合”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为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如何使用传播媒介以及使用传播媒介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议题融合论”认为,人们在使用和挑选传播媒介及其“议题”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首先有强烈加入团体的愿望,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它传播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团体信息,避免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不一致的团体信息。正是个人有强烈的融合于社会、加入团体的愿望,才促使人们使用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人们选中某一种传播媒介,也是因为这一传播媒介的内容(传播学上称为“议题”)同他们的志趣相符,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16] 30

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是2001年台资企业华利财务有限公司和富能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向厦门市提出的在海沧建设年产80万吨PX的项目。该项目投资超过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的危险。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同年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关心;从第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都表现出公众在整个事件中积极掌握着主导权,通过各类传播媒介与活动获得成功,同样也是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经典范例。从厦门PX事件的兴起,直到整个事件的解决,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千丝万缕的创新互动,都是值得借鉴思考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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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推动PX事件发展。厦门PX事件是由公众维权运动兴起的,公众的议题设置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以下是对事件中的专家、市民和网络舆论领袖作用的分析。

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院士、厦门大学袁东星教授等从专家的角度对这个项目的选址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先后与政府展开协商并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议案。在正式提交议案前,专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对话已经有几个回合。2006年底,赵玉芬等先后给厦门市和福建省主要领导写信,建议将PX项目迁出厦门,在福建范围内重新选址。2007年1月,专家们和政府官员举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会谈。专家们并非反对PX项目本身,而是觉得选址不合适。专家的意见未被厦门市政府采纳。2007年3月,赵玉芬联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成为当年全国政协头号提案。这105位委员大都是中国各大院校的专家学者和校长,其中仅科技界的院士就二十几位。对于政协委员的提案,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的领导表示了认同和理解,但项目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环保总局在项目“迁址”问题上没有权力,唯一能做的是不再审批新的项目。国家发改委工业司有关领导也对提案进行了回复, 表达没有迁址的愿望。

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之后,网络论坛上对于PX项目议论纷纷,直到2007年5月下旬一条手机短信开始在厦门市民中广泛传播:

台湾陈由豪与翔鹭集团合资已经在海沧动工建设PX化工项目,这种化学剧毒产品一旦投入生产, 意味着在厦门岛投放了一颗定时原子弹, 厦门人民的生活以后将在白血病和畸形儿的阴影中度过, 我们要生活, 要健康! 国际组织规定这类专案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才能开发,而厦门最远距此项目才16公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行动吧,参加万人大游行,时间为6月1日早上, 由所在地向市政府进发, 手绑黄丝带!一起来吧, 为了厦门的明天! [18] 116

手机短信的迅速和大范围传播使市民对 PX项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网络也成为了民众表达呼声的场所。在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的公共 BBS上,关乎PX项目的帖子,吸引着数以万计的点击率,“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字眼屡现网文标题。由于网络传播使厦门 PX项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最终促使市民上街游行示威。2007年5月30日上午9点,厦门市政府宣布此项目缓建,但是大批市民仍不满其结果。6月1日和2日,上万厦门市民自发到市政府门口聚集,以游行的方式表达了对厦门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化工项目的抗议。他们有一个共识,决不发生冲突,他们只希望表达自己正当的诉求,能让政府听到市民反对的声音,而不希望诉求变质。这次活动现场没有留下垃圾,没有损毁公物,是一次非常文明和理性的抗议。

在厦门PX事件中,涌现出一批意见领袖,给广大的普通受众提供信息源并成为支撑群体反对PX的重要力量。专栏作家连岳以自己博客“连岳的第八洲”为称谓,以自己的文字为工具,带领关注这一事件的受众进行了ANTIPX民间舆论抗争。2007年3月,连岳最初在《中国经营报》上获知PX对厦门人的影响,于是将文章转载到自己的博客上并取名为《厦门自杀》,此后一直在博客上持续关注这一事件。随后很多人知道连岳的博客,并跟随其博客而获得事件的信息。从3月写到12月,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连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

2. 媒体、政府在事件爆发后的应对。相比于新兴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强势作用,传统主流媒体却保持沉默。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之前,传统媒体对PX危害鲜有报道,2006年6月2日《厦门日报》仅在第2版中以“共同倍加珍惜安定团结良好局面”为主标题,将事件定义为“有极个别人,有意借此制造事端”。其中的报道或评论单方面对PX项目持有正面支持的态度,比如“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审组,经过反反复复、几上几下的综合分析评价”等这样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将广大的民意如实反映出来,这一议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负面效果。9月4日,《厦门日报》曾以《PX项目落户海沧 总投资108亿元》为题对该项目进行了报道,但报道的重点是项目本身的经济价值,无一字提及PX对人体的危害等相关风险信息,在最后一段中提及项目环评报告已通过审查。在联名上书之后,网络论坛上对PX项目议论纷纷,直到2007年5月底,号召市民“散步”的信息流传后,厦门市政府才想到依靠当地主流媒体对PX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解释说明,但为时已晚。

由于网络传播和示威游行给PX项目带来挑战,政府被迫改变在PX项目上的态度,并开始重新组织环评。随着专家的实施环节接近尾声,环评开始进入公众参与环节。环评报告公布后,市民就环评报告中的一些技术环节利用网络论坛和博客空间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厦门环保组织绿拾字负责人马天南邀请专家就PX事件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举行了三场讲座;市民积极和时评作家连岳进行沟通,商量应对方案,市民还极力推荐厦门大学教授袁东星和时评作家连岳作为代表参加。在座谈会上,市民代表畅所欲言,现场气氛热烈而又不失理性观察。座谈会一共有普通市民107人,43名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除此之外,市民也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如电子邮件、电话、来函等,大部分市民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对PX项目表示了反对。

3. 公众与政府的合作。2007年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公布了厦门海沧区、南部区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并向公众征求意见,接着进行为期10天的公众参与讨论。12月8日至9日举行了名为“倾听民声科学决策——厦门市重点区域(海沧南部地区)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网上投票活动。12月13日至14日,厦门市政府召开了有 200 名厦门市民、人大及政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19] 105。49名发言的市民代表中有45位反对海沧区以石化产业为主导发展南部工业区的定位。12月下旬,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把 PX项目迁建到与厦门相隔近百公里的漳州古雷半岛。

在厦门PX事件中,一些专家学者从专业的角度对项目提出质疑,因为对项目共同的认知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并与政府官员们举行会谈。这个小团体慢慢扩大,在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团体,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有着反对PX项目的相同的愿望,才会于5月中旬通过手机这一媒介设置反PX项目游行活动的议题,因为共同的需求,大量市民相约6月1日上街“散步”,最后获得政府重视。

厦门PX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政府、社会公众、主流媒体、网络媒体形成了议程融合,既体现了各自的立场,又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


三、环境传播中的互联网议程设置创意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指出,在网络里,某些信息的传播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可以飞快地繁殖[14] 136。在新媒体平台中,舆论领袖具有较强设置环境议程的能力。在环境传播中,通过发布相关环境信息,进行社会动员,在网民中快速传递信息,层层转发,使得传递的信息影响力不断累加,进而使这种话题成为一种公众的议题,最终推动公众行动。

邓飞是中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长期从事调查报道。2011年,借势微博,邓飞发起“微博打拐”及“免费午餐”项目,引发大批网民参与。2013年,邓飞通过微博发起了中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并联合各界人士发起中国水安全计划。4月9日,成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搜索邓飞的微博,发现关于水污染的微博集中在2013年。本文通过观察邓飞2013年发布的微博,以及由微博引发的邓飞与网民、媒体、政府的互动,分析邓飞在微博上对于水污染的议程设置。

1. 关注的开始。201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按照中国习俗,在外地工作、学习的人们开始大量地回家、拜访亲友,这也是中国所独有的人口大迁徙的现象。当天下午17:46,网名为“@金融八卦男”的新浪微博用户发布了一条微博,谈到了潍坊市有很多工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地下1000多米的水层。当晚,邓飞看到这条信息后在微博中回应,与更多网友进行互动,其中就有著名主持人杨澜、深度调查记者李继峰以及由数百名记者组成的蓝媒沙龙。在互动中,邓飞两次号召蓝媒沙龙数百名调查记者“为人民呈现真相”“聚集猛攻,咬死不放,打掉这只大毒瘤,为我们而战!为我们子孙而战!”“形成剧烈反响和行动风暴”。

2月11日,微博中有关地下水污染的信息主要是由意见领袖、记者发出,而从12日开始,更多此类信息则由回家过年的普通网民发布,邓飞再进行转发,由于他当时的粉丝近300万,所以很快引起了更多网民的关注与共鸣,他们通过微博纷纷向邓飞讲述自己所了解的水污染的故事。仅仅在两天时间内,邓飞在微博中就密集呈现了大量类似的案例。无论是微博意见领袖或是普通网民,其微博话语中大都明显流露出对地下水污染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抱怨与失望。在原本喜庆的传统节日里,水污染在微博中引起广泛关注,很快形成网络热门话题。

2. 媒体的加入。作为对邓飞2月11日两次号召记者朋友去揭露水污染真相的回应,“@蓝媒沙龙”在2月12日向调查记者发出调查地下水污染的集结令。紧接着,邓飞通过新浪微博第三次激励调查记者挺身而出,同时号召律师们、水环境保护专家们以及所有愿意改变河流污染的同学们参与“中国水污染独立调查”。邓飞和其他记者在微博陆续发起“家乡污染全民拍”等话题,在众多网民持续大量讲述水污染与癌症故事的互动下,12 - 13日微博中有关地下水污染的信息开始大幅增加。

2月14日,传统媒体开始跟进。《新京报》发表社论《新的一年,向地下水污染“宣战”》,率先向地下水污染宣战,积极响应邓飞的微博号召。该社论也通过其新浪官方微博平台发表,并很快引发@头条新闻、@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邓飞以及其他传媒微平台和微博意见领袖的大规模转发和评论。2月1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无良企业高压泵地下排污 监管部门沉默》的新闻,梳理总结了有关“地下水污染”的几乎所有信息,将事件的全貌呈现给广大受众,很快形成了媒体舆论关注的高潮。同日,“山东潍坊悬赏排污”的新闻也进入公众视线。随后,《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网、《齐鲁晚报》纷纷发表评论,各大官方纸媒与都市报也迅速响应话题,向地下水污染宣战。

除了号召、联合记者参与报道地下水污染之外,邓飞在微博中多次强调“跨界合作”,尤其是和法律界的合作。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的成立就是跨界合作的典型。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是由邓飞联合环保界、法律界、媒体界及公益人士发起,旨在通过整合各界资源推动水污染救治和实现中国水安全的跨界公益平台。在跨界合作的实际操作方面,邓飞将水安全基金的运作分成曝光、检测、追责、救济、游说、合作和修复共七大板块[20]。而这七大板块的实际运作实现了媒体界、摄影界、IT界、环保界、法律界、政界、学界的联动与合作。

3. 政府的发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2月20日,环保部公开发布了《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规划指出了近些年我国一些河流、湖泊和近海水域存在的严重水污染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饮用水危机,证实了中国“癌症村”的存在,与微博中有关“水污染致癌”的大量信息形成呼应。2013年两会期间,水利部部长陈雷坦言高度重视地下水污染,水利部已经制定了有关规划,也正联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采取有效措施,合力打击非法排污现象,切实保护好地下水资源。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回应道,中国地下水污染情况比较复杂,环保部绝不会隐瞒事实,不会让公众失望,调查结束后,会向社会全面公布,并严格按照通过的办法、目标,进行有效治理。由此可见,强大的微博和传统媒体合力形成的舆论场已经促使上至中央政府部门、下至地方政府纷纷做出回应,或制定规划,或进行调查,或立即行动打击水污染。

2月13日,邓飞通过微博与全国人大代表、TCL总裁李东生进行互动,恳请其关注水污染问题。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周,环保部就出台了一系列严厉措施,重点解决尾气排放、化工排污、空气污染、水质恶化等问题。从3月1日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19省区将对六大污染行业实施最严排放限值。水污染也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当年两会有11件提案议案聚焦水污染;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承诺2015年完成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李克强总理强调,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很明显,微博环保集体行动不仅促进了媒介议题、舆论压力的形成,而且也直接推动了水污染成为两会期间的政策议题,促使环保部快速出台严厉的措施来防治水污染,促使政府制定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水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力度,因此具有相当的政策影响力。

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大众媒体的权威性,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的作用开始淡化甚至消失。微博的出现使得议题设置的权力开始转移了。在与水污染抗争的过程中,微博舆论领袖邓飞充分利用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在微博上对水污染进行议程设置,发起微博环保集体行动,获得网民对水污染的持续关注,而大众传媒通过传统媒体平台以及官方微博平台将其转化为媒体议题,进而形成媒介共振和议题共鸣,演化为舆论风暴,对政府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形成强大的监督性舆论压力。网络舆论领袖议程设置的力量,推动了大众对于环境的思考和政府的重视。


议程设置是环境传播中极为敏感、对整体传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的传播话题。政府、媒介、公众如何在环境传播过程中,既能够从各自立场与角色出发,创造性地设置一些具有传播力的议程,又能够实现议程融合,达到改善环境、推进生态良性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李异平,杨 萍.论环境传播中的信息公开制与公众参与机制——兼论联合国PRTR制度对我国环境传播的启示[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6).

[2]黄贺铂.政府网站的公共议题构建——以广州市政府网站为例[J]. 新闻窗,2014,(3).

[3]谢铭慧.环保政务微博的传播与治理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5.

[4]黄 河,刘琳琳.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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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邹立鸣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Yu Yanbo, Fang Chang

Abstract: Agenda setting is a communication topic that is extremely sensitive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overall dissemination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ow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set out from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roles, but also creatively set up some agendas that have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agenda,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mon goal of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sound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genda setting, through the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topic construction”, “agenda integration” and Internet agenda setting, the issue of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agenda setting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media, and public.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pic construction; agenda setting; topic integration; creative application

 

[作者简介]余艳波(1964-),男,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形象传播及环境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胡梁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6期
余艳波 方 畅: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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