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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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5月04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韩玉霞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时代背景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理论使命、科学性及价值取向具有中国化的实践品格。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应在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审慎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其次,应在注重体制创新的同时,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问题。再次,应在深化对中国国情研究和认知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2-8129(2018)05-0099-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在持续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不仅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今天我们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它能够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是自身不断同其他社会思潮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虽然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但近代中国在刚开始接受西方思潮时并没有垂青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思想领域情况错综复杂,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西方理论纷纷来到中国。各种不同的理论为扩大自身影响彼此之间争论不休,因而展开论战不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三次大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

    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发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写“主义”》,引导舆论界要将理论研究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反对空谈理论。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则明确指出,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共同理论的指导,“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应该使可以共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陈独秀进一步认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主义”[1]。这就将论争的主题引向了对理论指导重要性的探讨。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要研究具体问题,而且需要有能够成为共识的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引领。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将大众的行动引导到一致的方向上来,共同解决问题。李大钊指出,能够担当这个使命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要解决近代中国的问题,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样才能将社会大众的行动整合在一起。虽然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过程异常激烈,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突显出自身的优越性,其传播力度、影响力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增强。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符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能够传播开来,并在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战中站稳脚跟,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指向符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当时的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剥削、压迫下奄奄一息。如何实现救亡图存,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针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近代中国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都曾经给出过自己的回答。不同阶级、阶层的有识之士借用西方的理论在中国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多种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现实告诉我们,这些理论在中国都行不通,不能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提出在要在中国发展实业,其主张的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实际上是在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予以反驳,如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指出当时的中国需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中国近代史的实际走向用事实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近代中国虽然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但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当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大任;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缺乏社会改良的土壤和基础,因此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而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具备了承担历史使命的能力。同时,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也“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3],走科学社会主义之路成为必然的选择。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历史唯物理论恰好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相适应,于是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这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具有中国化的理论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并最终能够中国化,与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直接的指向目标。而近代中国正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独立发展道路被中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处境激发了国人反抗、批判资本主义的民族情绪,而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恰逢其时,迎合了国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很多西方的社会思潮相继进入中国,而最后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理论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革命先驱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一价值导向在他的理论视野中逐渐清晰、不断深化的过程。李大钊开始是宪政理论的拥趸,但后来当他将理论研究的视角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转向生活中的民众时,他就抛弃了自己从前的理论信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就是将人民看作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力量。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4]。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他进一步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5]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是中国人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过程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但他们对这两大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这与当时国人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不清有直接关系。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要想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了解中国国情就是必要前提。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也指出要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就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为达到这一目的,李大钊身体力行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特点。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成分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也就是说封建土地制度是当时社会的基础,这是问题的根本。他接着指出,近代以来,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断遭受破坏,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即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中国变成了其掠夺原料和商品倾销的半殖民地。这种状况使得农业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摧毁,反而得以继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现代工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抗中,“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数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一切生活都露出困破不安的现象”[6]。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是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分析相结合得出的结论。而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走向也印证了李大钊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分析不仅印证了李大钊的理论预见性,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

    当然,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囿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中国人最初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日本、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直接翻译也并不多,很多都是节选。这导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不够严谨、系统。迫于当时革命形势的紧迫性,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国情的分析、认识尚不够深刻、具体,在这种情况下就匆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投入到革命实践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而且,由于受俄国模式的影响比较深,存在一定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倾向,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难以形成,给中国革命也带来了一些损失。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种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今天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仍然要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不仅有传统中国的,还有西方的;不仅有现当代的,还有传统的。各种观念互相交织,甚至彼此之间产生激烈的交锋和冲突,这种理论发展态势势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造成极大影响。今天我们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要在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际发展状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慎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积极借鉴其合理性成分,坚决批判不合理成分,达到既确保思想领域的争鸣,又维护正统的目的。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依然要秉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既有科学性,又有价值性,两者相辅相成。作为科学理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个价值导向的。在劳资对立、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它则致力于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全社会共享改革的成果。我们的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7]。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导向在当代中国的鲜明体现。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在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就要及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新状况、新问题。推进理论的创新,才能为新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把握客观环境和时代状况变化的前提下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的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回答了今天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国情,认准方向,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李 达.李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编辑:李利林
    责任编辑:张舸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Han Yuxia

    Abstract: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pres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times.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hose theoretical mission, scientific na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had the practical characters of sinicization.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first of all, we should integrate with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udently respond to variou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Secondly, while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e should striv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echanisms that restric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rdly, while deepening the study and recognition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e shall continue to advanc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adhere to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rxism; Marxism; early sprea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韩玉霞 (1982-),女,山东日照人,中共湖北省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张舸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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