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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薇洲:根据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04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吕薇洲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为我们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光辉典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对立和斗争入手,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实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体现出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在方法上、内容上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根据新的实践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因此,系统学习和正确掌握《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精神,有助于深刻领会当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5-0070-05

理论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实际紧密结合,只有随着新的实践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562“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2] 561科学社会主义需要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需要根据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这是“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3]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带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一、根据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主张

1848年2月发表的《宣言》,以及1872-1893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宣言》再版机会撰写的7篇序言(其中后5篇序言为恩格斯撰写)中,鲜明表达并充分展现了这样一个思想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 5,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对立和斗争入手,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明确宣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 43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两个必然”。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进一步论证了“两个必然”思想,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 591-592但此时的马克思,亦充分认识到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成为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够最终成为现实。因此在进一步论证“两个必然”的同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 592从而使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更加科学全面,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完善。“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后来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它们一方面为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理想信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人正确面对社会主义事业遭遇的曲折挫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复杂性,而且还系统阐发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和基本方式。他们在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和方式时,非常注重根据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反思自己之前制定的政策措施,与时俱进地探讨新方法新策略。譬如,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 44但是,经过巴黎公社革命后,他们提出了以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取代旧国家机器的思想。“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 6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于:在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上台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或者政治派别总是夺取国家机器,掌握和运用这个国家机器来为自己服务,或者说利用它达到本政党或本政治派别的目的。巴黎公社革命创立了由全体人民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形式。它是一个非国家机器式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它可以使全体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形式取代旧的国家机器。这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

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非但从不隐讳,而且还公开宣称自己的某些理论纲领也会过时,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和实践与时俱进。譬如在两人共同撰写的《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由于最近 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4] 5-6恩格斯晚年撰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更是进一步指出:在1848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和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方法的认识“也有缺陷”。他强调:“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 5381885年恩格斯在《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中再次强调:“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我们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1] 532晚年的恩格斯针对“青年派”把策略看作一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在1892年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的信中再次申明:“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1] 630。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关于根据新的实践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表达得十分的清楚、明白和深刻。  

二、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成功的重要保证

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它只有与各国国情和时代发展同进步,才能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才能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旗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5]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实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才能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可以说这既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不仅系统研究了西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基本特征,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认真分析了俄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得出了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的结论,并进而论证了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十月革命前夕连续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指导。

在我国,之所以有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就在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思想僵化的状态,产生了新的理论观点并以此来指导实践。此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认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并深刻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清醒判断,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和总依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思路,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判断。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科学创新的价值追求。这种理论品格与价值追求与《宣言》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