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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明: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03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李良明

[摘 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北武汉地区产生了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学校、发行报刊、发表文章,并建立了名为共存社的党的活动小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创建,重点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转向工人阶级,并由一般宣传发展到建立党团组织,发动工人阶级斗争,从而推动了湖北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湖北武汉;《大汉报》;李汉俊;陈潭秋;恽代英

[中图分类号] D231;B2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5-0027-11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湖北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通过哪些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传播后,对湖北武汉的革命运动发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谨就上述问题作一概述。

一、组织力量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介绍的。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71。十月革命的消息是1917年11月中旬传到武汉的。11月12日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刊登《东京专电》称:“得俄国危急形势之报告”“因俄国政变,股票界有多少摇动。”13日和14日,两报又以《俄国之大政变》和《俄国政变与欧战前途》为题,进一步作了报道。《大汉报》报道称,11月7日下午,俄国兵士委员会开非常会议,“黎雷氏(即列宁)大受欢呼”。《汉口新闻报》报道称,“俄国之政变盖劳兵会推倒克伦斯基政府……此次扰乱魁首为烈尼思(即列宁)一派”。11月23日的《大汉报》还以《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士委员会》为题,介绍了俄国士兵委员会的情况。

除报纸刊载的这些零星消息外,也有人前来武汉演讲俄国革命。据1918年12月16日《大汉报》称,14日晚7时,文华公书林图书主任沈祖荣介绍美博士戴卫士演讲“俄国革命及其衰败之原因,是夕来宾往聆者极形踊跃。”

经过报纸的零星介绍,应该说,湖北武汉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由于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专制统治,加之演讲人阶级立场的偏见,因此,这些报导和讲演,大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歪曲的。湖北武汉人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然而,毕竟还是受到启迪和鼓舞。正如董必武所说:“十月革命毕竟开世界革命的先河,毕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解放的起点……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2]1“看了这件事,不期然而然地都振奋起来了,自重心与自信力都油然而生了。”[2]

同全国一样,受到十月革命影响并在湖北武汉首先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特别是当俄国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支持中华民族独立,更使包括湖北武汉在内的全国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从思想到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社会的工具,重新考虑本国的问题。

十月革命期间,李汉俊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受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先生的影响,由最爱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1918年底学成回国,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上海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研究,并撰写和翻译了多篇赞扬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的文章,先后在《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星期评论》《建设》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随感录》等报刊上发表,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董必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2]39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在鄂川交界的万县、利川一带从事兵运工作,设法从当地教堂借来一些外文报纸,从中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情况,新思想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3]369。1919年2月,他来到上海,认识了李汉俊,从此,李汉俊的思想和活动,便直接影响到湖北武汉。董必武曾回忆说:“汉俊介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懂,也勉强去看……彼此都说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李汉俊告诉我们一些俄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3]369-370。董必武就是这样通过李汉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刊。他对在十月革命影响和列宁号召下发生的五四运动表示“欢迎”,从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陈潭秋在中学时代就关心国事。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团结同志,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4]5并参加了武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陈潭秋到南京、上海参观学习。在上海经老同学倪侧天介绍,结识了董必武。“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4]1两位战友相互交流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恽代英是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191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胁迫袁世凯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时,他立即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抵制日货,举行反帝爱国游行。1917年10月,他在中华大学组织革命团体互助社,时刻不忘“伺候国家”“伺候社会”。他“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身感苏维埃俄国对中国平等、和平政策的友谊,他的思想更向前进。”[5]204他对《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由衷喜爱,经常同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社通信,交流思想和学术。他的文章立意深刻,尖锐泼辣,曾得到陈独秀的赞誉。1919年,他是武汉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和李大钊、邓中夏取得了联系,从此,受李大钊的影响,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思想。

林育南是恽代英的挚友,互助社的最早十人成员之一。他忧国忧民,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深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等刊物的影响,热情学习和研究新思想,并于1919年3月创办了《新声》半月刊。这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5]125五四运动时,他是武汉学联代表,并在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任职,也是武汉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年9月,他和互助社的成员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向上》,积极从事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和研究。与此同时,他还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浚新小学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向农民积极宣传新思想。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早期在湖北武汉地区广泛传播,是由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以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在湖北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广泛传播的必要前提。

二、传播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第一步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通过创办学校、建立社团、发行报刊、发表文章等途径展开。

1919年冬,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商议筹建武汉中学。董必武回忆说:“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2] 503他们当时对北洋军阀不满,有反抗军阀的民主革命意图,想在旧社会里办点新事。武汉中学就是所办的新事之一。其时,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全国颇有影响,董必武毫不例外地也受到一定影响,想从湖北教育着手,来改造“荆天棘地”“满目伤心”的中国。即通过教育等各个“局部”事业的改造,达到整个国家“全局”的改造。然而当时的湖北教育界,被代表封建势力的经心书院派所把持,死气沉沉。在这种环境下,要创办新校,改造教育,谈何容易!董必武的思想一度产生了矛盾:“在上海时,想回武昌;住在武昌,又想回上海。”[6]44

他把这一思想写信告诉李汉俊,李汉俊立即给他回了一封《改造要全部改造》的长信,向他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信中说:“我向来不信局部的改良,不信有局部的改良,不信局部能够单独的改良。因为局部是全部的有机的部分,全部是局部的有机的集合体。全部局部无论是合理的不合理的,局部是因为全部的必要、历史的命运的存在的,他在全部里面,抵抗力是顽强的,只要全部存在,你改不了他的。你要改他,非先将这个有机的全部破坏了不可。”[6]69信的最后说:“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6]80这封信无疑对董必武产生很大影响,促使他坚定信心,把武汉中学建成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

董必武在该校担任国文教学。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他除了在课堂上注意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外,还引进大量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供师生传阅。他还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月刊》,编写《政治问答》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陈潭秋在武汉中学则利用教外语的有利条件,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宣传十月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

除武汉中学外,1921年,陈潭秋、钱介磐等还在武汉创办了共进中学;恽代英、林育南等又在黄冈续办了浚新小学;随后吴德峰等也创办了武昌崇实中学。这些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基地。

在湖北武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最著名的社团,是恽代英和林育南、李书渠等人1920年2月创办的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7]250他们创办书社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在于介绍新文化,专门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客观上成为长江中游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阵地,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提供了大量的精神粮食,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利群书社和《新青年》社以及长沙的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

1920年到1921年上半年,是恽代英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实践活动,留下了他转变的印迹。恽代英曾受到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的影响,1920年初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这年4月,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在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在所要研究的26个书目的首位[7]38-39。在这同时,他先后发表了《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金钱与工作》《再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等文章,宣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私产制度是社会不公平的最根本的原因等基本观点。10月,他翻译了这篇名著的部分内容,以《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为题在《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期上发表。他在译文中说:“英哲尔士为马克思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7]220表明恽代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比崇敬。接着,他又应陈独秀之约,翻译了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由新青年社1921年初以“新青年丛书”第8种出版。该书不仅使利群书社的成员第一次懂得了要推翻黑暗统治,必须搞阶级斗争,而且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深有启发。毛泽东曾两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一次是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有三本书特别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的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8]131另一次是,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9]378-379与此同时,恽代英撰文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很信”,并准备另文陈述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7]124。他对无政府主义也开始进行批判,称无政府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7]119他对迷恋于工读主义的青年也大声疾呼:“工读虽是好事,究竟在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呢”[7]174。恽代英阐发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不十分精当,但无疑在当时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同时应该指出,恽代英这时还没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的界限。1920年10月,他发表了《未来之梦》。尽管文中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然而企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在乡村发展教育、实业,从而由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7]248的思想则是明显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带有普遍性。围绕着“共同生活”这一问题,利群书社社员展开过近半年的讨论。后来绝大多数成员都抛弃了这种幻想。

此外,这里要提到刘仁静。他对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也是有贡献的。刘仁静亦是互助社最早十人成员之一。1918年夏于中华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后,他在北京大学加入李大钊组织的我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是北京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他和恽代英等利群书社成员一直保持书信联系。1920年12月2日,他在北京给恽代英写信,宣传了俄国劳农革命,批评了空想的社会主义。信中明确指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乡村企业亦“不可靠”“中国社会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10]他在北京还和林育南经常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极力主张暴力革命,在中国建立劳农专政,对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成员的思想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推动作用。恰在这时,中国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在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的同时,对《未来之梦》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11]90这无疑使恽代英的思想受到震动。通过革命的实践,恽代英终于彻底认识到新村主义是错误的。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存社,公开宣布拥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表明共存社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

在利群书社创建的同时,林育南等领导的黄社等社团,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黄社是在汉学习的黄冈进步青年的组织(以后改为诚社)。他们常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在陈宅楼、八斗湾、杨鹰岭、回龙山等地巡回发表演说和表演文明戏。林育南还先后在黄冈创办过平民教育社、平民书报室和平民俱乐部,购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通俗书报,供农村进步青年学习。

在湖北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最有影响的报刊是《武汉星期评论》。1919年6月上海《星期评论》出版不久,黄负生、刘子通等便创办了这张“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的报纸。该报“如日初升,生气勃勃”,发表的文章“很尖锐,很有战斗性”[12]484,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新思想,抨击湖北政治、教育、社会等诸问题上,发挥了战斗作用。例如林育南的《五七、五四与五一》、萧楚女的《资本主义的汉水流域》和夏之栩的小说《佃户》,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了中国人民贫穷困苦的根源,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国内剥削阶级的统治;李汉俊的《中国思想界的寒暑表兼晴雨表的梁启超先生》,批判梁启超贩卖的改良主义,明确指出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中国的革命才能胜利;陈潭秋的《五一的意义》《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妇女运动》,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鞭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教导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鼓励妇女联合起来,谋自己的解放光明之道;刘子通的《改良湖北教育之意见书》,猛烈抨击了封建腐朽教育制度的黑暗,提倡男女共学,主张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切联系湖北武汉地区的实际,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朴实,道理讲得透彻。

利群书社的内部刊物《我们的》《互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朵开放在武汉的姊妹花,主要刊载书社成员从事革命活动和学习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的有关文章和通讯,是他们探索革命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真实记录。

此外,还有林育南和施洋1922年创办的《真报》和李求实创办的《日日新闻》。同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还创办了《劳动周报》。这几份报纸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在提高工人的觉悟、鼓励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传播方式变化

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的传播,自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立后更加深入,开始由面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面向工人阶级为主;由一般的宣传鼓动,进入到建立发展党团组织,发动工人阶级斗争。

1920年秋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建立后,继续抓紧自身的学习,每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交流学习心得。李汉俊还利用这年冬回潜江探亲之机,向小组成员讲授唯物史观,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促进了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1922年,李汉俊回到武汉,在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执教,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5月写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文,明确指出:“对于现在先进各国社会现象的由来、内容、结果、观察得最切当、研究得最深刻,解说得最透彻的在现在只有马克思。”他说,马克思的学说,可以分作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底方面,又可以分作‘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底方面,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部分。”他强调“马克思学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既要读“研究马克思学说全豹的书”,又要读“专门研究一部的书。”[6]330他还介绍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学习目的。

参照上海的经验,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不久,便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和陈潭秋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把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吸收到团组织里来。“青年团的组织伸展到各个大中学校里。我们组织青年学习《资本论入门》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启发他们同不合理的旧教育、旧制度展开坚决的斗争。”[4]2

对工人阶级的现状进行调查,是向工人阶级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工人斗争的第一步。

在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立以前,先进的知识青年便初步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创办的《少年世界》辟有工厂调查栏。该刊一卷二期(1920年2月1日)和六期(5月6日)分别刊登了梁空的《武汉工厂调查》和王崇植的《武汉工厂纪略》两篇调查报告,就武汉造币厂、粤汉铁路机器厂、京汉铁路机器厂、汉阳铁厂、大冶矿厂、大冶钢铁厂、扬子江机器有限公司、武昌电话局、湖北兵工厂等工厂的沿革及现状、机器设备、职工人数、工资待遇、劳动时间及罢工斗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湖北早期党组织成立之后,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组织成员编写了《汉口苦力状况》和《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两篇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上。包惠僧还写了《我对武汉劳动者的调查和感想》,在1921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这些调查报告和文章,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通过调查研究,党组织便对武汉工人阶级人数的分布、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心中有数,为有重点、有目的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第二步便是党组织成员分别深入工厂,和工人打成一片,宣传革命理论,启发他们的斗争觉悟,到厂里办夜校,或通过访问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找工人谈心,讲解工人求解放的道理。“小组在工人中办识字班,接近工人。这种识字班,办得很广泛,连兵工厂都打进去了。主要有三个厂,即武昌的第一纱厂,汉口的英美烟厂和汉阳兵工厂,其他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南洋烟厂以及铁路工人中也有这种识字班。”[13]182其时,在武昌第一纱厂等纱厂从事活动的有林育南等,派到粤汉铁路徐家棚车站的有李书渠、唐际盛等,派到京汉铁路江岸车站的有项德隆(项英)等,派到汉阳钢铁厂的有许白昊等,派到武汉模范工厂的有张浩(林育英)等。他们联系工人的痛苦遭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强调指出,工人的痛苦,都是资本制度的罪恶。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搞阶级斗争。要搞阶级斗争,劳工就不应受资本家的控制,应以革命的态度,加强团结,只要工人携手团结起来,就不怕资本主义了;因此,工人要尽快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的福利而斗争。

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遇到了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工贼的破坏。他们利用工人中存在的封建行帮思想影响,挑拨离间,破坏工人的团结。党组织除组织工人打击工贼的嚣张气焰,还花费巨大精力,对工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劳动周报》这时发挥了战斗作用。该报第三期刊载了《京汉正太两路驱逐工贼两志》的报道后说,我们就上面两件事,可以得出几个教训如下:“压迫我们劳动阶级的资本阶级,处处是想谋害我们的阶级利益,破坏我们的团结……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劳动阶级胜利,只有求战胜资本阶级。我们要求战胜资本阶级,是要我们有精密的团结。”[12]119-120这一期还载了《省邦与阶级》,文章深刻指出,“在资本家掌握生产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压迫在奴隶般的地位。所受的痛苦,丝毫没有差别……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福建帮、天津帮及本地帮等,弄到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酿成各地工友互相不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得大利。唉,这不是自己杀自己吗?”[12]117-118经过党组织的教育,武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无产阶级这块没有触动过的园地,无产阶级便会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成为真正的人。在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的宣传、教育、组织下,武汉的工人阶级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终于成为我国政治历史舞台上的主人。1921年9月,党领导的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2月又领导汉口人力车夫举行了胜利罢工。“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发展。”[14]1326与此同时,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也举行了胜利罢工。1922年10月10日,武汉工人阶级建立了全市工人统一的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武汉的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掀起了罢工风潮。正如邓中夏所说,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罢工高潮中,“以工业中心城市罢工浪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14]1371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则把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推向了高峰。

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之际,回顾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武器不是机关枪、大炮,“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469以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等为代表的湖北先进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实践探索,自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后,便义无反顾,终生奉行,矢志不渝,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他们这种信仰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四个自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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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苗苗
责任编辑:张舸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Li Liangming

Abstrac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ent Marxism to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with initial communist ideology such as Li Hanjun, Dong Biwu, Chen Tanqiu, Yun Daiying, and Lin Yunan came forth in Wuhan, Hubei. They established schools, issued newspapers, published articles, and established a party activity group named Coexisting Society, to enthusiastically promote Marx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ubei focused on shifting the communication target of Marxist from intellectuals and young students to the working class, from general promo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and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s, to launch the working class struggle, thus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Workers' Movement in Wuhan, Hubei.
Keywords: Marx; Marxis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uhan, Hubei Province; Dahan News; Li Hanjun; Chen Tanqiu; Yun Daiying

[作者简介]李良明(1947-),男,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是笔者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传播》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原文发表于《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署名李良明,田子渝。在今看来,原文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囿于历史原因,存有不准确之处。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本文作了若干修订和材料补充后重新发表,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张舸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5期
李良明: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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