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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伟: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对的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6日 湖北新型智库平台 作者:张伟伟

[摘  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其历史意义本早有定论,但一些无端质疑的聒噪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归纳起来有5个主要观点,即“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这5个论调均不能成立,十月革命的正当性和伟大意义不容置疑。在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沿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用自己的光荣发展和生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未终结,彰显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十月革命;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

[中图分类号] D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3(2018)04-0105-12

作为20世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自爆发之时起就备受各界关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众多派别的激烈争论。百年之中,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跌宕起伏而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虽然争论的流派众多,观点纷纭,但主要分为支持派和反对派,争论的本质问题也只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对与错”。对十月革命的责难,早在其爆发之前就已存在。但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否定和歪曲十月革命的言论又一度甚嚣尘上,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十月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其历史意义本早有定论,但一些无端质疑的聒噪之声总是不绝于耳。本文梳理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并据理加以驳斥,力图匡正对于十月革命的错误认识和负面评价。穿过历史长河,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的观点,即“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原罪论”。本文就对这五个观点给予辨析和回应,借此阐释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对的。

一、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一:“政变论”

“政变论”认为,“十月起义”的爆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巧合,是历史的误会;十月革命不能称之为革命,而是布尔什维克搞的阴谋活动,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极端恐怖分子制造的政变。因而,“十月事件”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十月政变”。

虽然我们熟知“十月革命”这个词汇,并且对这一历史事件有一定的了解,但实际上有些人可能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并不清晰。在回应“政变论”之前,我们需要先界定“十月革命”的时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看,狭义上的“十月革命”是指1917年11月6日到7日爆发的武装起义;广义上的“十月革命”是指从武装起义爆发到1920年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基本结束。“政变论”认为十月革命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等同于11月6日爆发的武装起义。十月革命的爆发确实带有偶然因素,它是在预料之外、仓促之中提前发动的。然而这种突然性却在客观上加速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武装起义神奇般地轻易获胜。正是由于这一巧合和“误会”,十月革命被“政变论”者造谣惑众抓住了借口。但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提前起义虽然是偶然的,但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从始至终没有计划准备起义。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一直为武装起义做着充分周密的准备,布尔什维克在10月23日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其中指出:“武装起义必不可免 ,起义时机业已成熟。”[1]突然提前起义,是因为1917年10月31日孟什维克主办的《新生活报》发文指责“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 ”,这就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将要起义的信息。因此,布尔什维克只能决定提前起义。因而,布尔什维克的提前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反对派孟什维克所造成的,他们对“历史的误会”的发生也承担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从广义上来歪曲十月革命,再视其为历史的偶然,那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依据了,只不过是丢失政权的流亡派的污蔑而已。实际上,“政变论”把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本质上就是为了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政变和革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描述词汇,政变是个贬义词,不承认事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革命是个褒义词,肯定事件的积极历史作用。如果把十月武装起义视为“政变”,看作偶然的侥幸的成功,那么在武装起义过后,反对派为何没有利用充分的时间和充足的国外军事力量的支持来开展反攻,扼杀处于襁褓之中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呢?事实是,反对派虽挑起了国内战争,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论如何是无法用一小撮人的密谋来解释的,仅凭少数人是无法赢得国内战争和捍卫新生政权的。因而,十月武装起义绝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明了反对派的腐朽无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历史潮流,它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对于“政变论”的观点,恩格斯早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时就已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2]

十月革命顺应了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满足了群众打破现有制度的革命需求。这种社会要求和革命需求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激发和鼓动出来的,而是俄国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必然结果。俄国在20世纪初已经积聚了六种社会矛盾,其中四种国内矛盾即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两种国际矛盾即俄国与日本、德国等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俄国与周边受俄罗斯压迫国家的矛盾。俄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各种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国家,孕育着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俄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屡屡战败,使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下层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外战争的失利,暴露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使统治阶级威信扫地,国内政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国家机器已经不能照旧维持下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又迟迟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必须继续前进。这种革命形势,不是布尔什维克制造出来的,而是俄国社会中存在的客观条件。布尔什维克正是抓住了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发动了武装起义,最终才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列宁所言,十月革命“是历史形势,是沙皇制度的后果,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意志,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做,而是形势要求这样做”[3]

总而言之,“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不以单个政党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4]。十月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5]。十月革命的爆发固然存在着偶然性因素,“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4],这种偶然性因素不能否定和改变必然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二、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二:“早产论”

“早产论”认为,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不发达,缺少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经济前提,“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所以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化主义革命的资格。十月革命的发生如同“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该论调还妄议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早产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设想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展开的激烈论争,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早产论”不仅仅是在质疑革命的时机,还牵扯到革命的性质。对“早产论”作出回应,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抱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教条式地死守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早产论”认为十月革命爆发早了,其依据是恩格斯在1847年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这里直接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文明国家,而不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二是至少几个国家同时发生,而不是在一个国家发生。俄国并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如果爆发革命那就超前了。此外,“早产论”还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十月革命主要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遗留的任务。所以,十月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

列宁也曾这样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个设想,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他逐渐突破了思想的禁锢。列宁曾经的“教条主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虽然根据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新特点,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但是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无论是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6],还是在1916年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6],文中都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生,更没有提出率先在俄国发生。二是虽然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但是并没有彻底放弃“同时胜利论”。1917年4月,列宁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但它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3]由此可见,列宁还是坚持俄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同开展才能取得胜利,俄国革命只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和“阶梯”。1918年11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3]。由此看出,即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设想,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在多个文明国家的“同时胜利论”。

从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多国同时胜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张,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我们绝对不能说列宁背叛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他只不过拥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关于“同时胜利论”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只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撰写的一个初稿,后来被《共产党宣言》所代替,而“同时发生”的提法却没有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曾说过,“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列宁正是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这个历史条件,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帝国主义论”和“一国首先胜利论”,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进而发动了十月革命。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认定列宁是坚持发展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所以,“早产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设想认为十月革命搞早了是站不住脚的,不能以此去否定十月革命的时机和性质。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持革命辩证法,在革命时刻保持极大的灵活性。反对派一直质疑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策略书》中说:“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3]在这一阶段,列宁也曾同反对派一样,教条地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即将到来的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和目前形势》中的第一条就提出:“承认10月25日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3]1917年12月13日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革命。”[3]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列宁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尝试。目前学界对十月革命性质的评判标准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一般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即革命的领导阶级、目标、任务。从领导阶级来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推翻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打破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从革命目标来说,直接目标虽然是实现“和平、土地和面包”,带有资产阶级性质,但是长远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从革命任务来看,虽然是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遗留任务,但是实施的很多措施是引导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步骤”。由此可见,尽管十月革命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3],也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新形式,总体来看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总而言之,十月革命并没有搞早,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并非做梦。“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对俄国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属性是无可争议的。

三、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三:“中断论”

“中断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如果沿着二月革命开辟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俄国会跻身资本主义强国之列。但十月革命的发生,中断了俄国工业化民主化进程,断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使俄国误入歧途,偏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

由于20世纪初特别是卷入一战后,俄国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俄国二月革命被认为是在条件成熟时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资产阶级自由派从未质疑过二月革命爆发的合理性,视其为理所当然。殊不知,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另外一种“中断论”,认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个好皇帝,在经济上采取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如果按照这个观点,自然可以推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也是不合理的。但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仅片面夸大了沙皇的仁慈善良,还故意忽视沙皇倒行逆施的种种专制行径。

布尔什维克虽然发动了十月革命,但是从始至终都没有否定过二月革命在俄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坚持把十月革命当作二月革命的延续,肯定二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沙皇改革尽管有些许成就,但它从根本上制约着俄国的社会发展,严重阻碍着俄国现代化进程,无法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因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是大势所趋,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月革命胜利后,历史赐予了资产阶级绝佳的机会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临时政府掌权后继续奉行沙皇时期的对外政策,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人民对和平的迫切要求的和平置之不理。同时在国内又无暇顾及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和面包问题,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导致民怨沸腾。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这些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导致临时政府短短几个月内就经历四月、六月、七月3次危机。正是因为资产阶级上台后没有解决好棘手的社会问题,没有使俄国摆脱所陷入的全面危机和克服所面临的严重灾难,才使俄国资本主义陷入穷途末路的境地。正如2007年4月11日俄共中央主席团作的《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中指出:“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临时政府得以上台执政,但它仅对国家的政治门面做了修饰。它未能阻止俄国继续参战,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个政府把俄国引上了加速瓦解的道路,从而使外国资产阶级非常满意。”[8]所以,革命就只能继续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就成为了挽救俄国的一线生机。由此而言,十月革命并非有意中断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只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才把布尔什维克直接推上历史舞台。

还需要注意的是,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非但没有耽误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反而为俄国通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欧国家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路,不采用侵略掠夺的野蛮手段。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在短期内就成为了世界工业强国。“苏维埃政权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在较短时期内,即在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1913年俄国农业总产值为240.43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34.8%,工业和运输业仅为133.83亿卢布,占国民收入19.3%,到1937年苏联农业产值为262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已达955亿卢布,已占国民收入80%以上。1938年与1913年相比较,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近7倍,年均增长率为7.8%,同期美国年增长率为1.4%,英国为0.7%,法国为0.6%,日本为2.7%,德国为1.6%。苏联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此时苏联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不仅在工业生产方面,在其他社会指标发展方面也取得某些令人注目的成绩”[9]。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断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反而取得了比走资本主义道路更快更大的成就。同时为之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既然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力解决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又迅速地成为世界工业强国,那么“中断论”的质疑就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十月革命饱受西方诟病,根本原因在于十月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中断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所以才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围攻。

四、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四:“悲剧论”

“悲剧论”认为,布尔什维克拒绝和平的变革道路,崇尚血腥暴力手段,十月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流血牺牲,给俄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实行专制独裁;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悲剧和灾难,是“人类文明的歧路”。

针对“悲剧论”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崇尚暴力和十月革命造成的严重流血牺牲,这里需要作出三点回应。首先,布尔什维克并非崇尚暴力。虽然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一直号召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为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做准备,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过渡的可能,甚至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暴力革命,一直希望通过合法斗争实现政权的转移。但是“七月事件”发生后,临时政府不仅镇压群众示威活动,还下令取缔布尔什维克并逮捕列宁。自此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到地下活动,无法开展合法斗争,因而提出武装起义。但是即便如此,列宁还三次给中央写信,争取和平过渡的最后机会。由此看出,布尔什维克并不崇尚暴力,是迫不得已才武装起义。

其次,十月武装起义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流血牺牲。根据《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三卷记载,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一共造成6人死亡,伤50人。伤亡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代价相比微不足道。布尔什维克是在反对派最低限度的抵抗下夺取政权的,基本上是不流血的,而且几周内在全国范围建立政权基本上也是通过和平方式。真正造成严重流血牺牲的不是十月武装起义,而是之后的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这笔账显然不应该记在布尔什维克头上,国内战争完全是由反对派挑起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是政权的执掌者,对反对派进行反击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引发国内战争,但也不能因此而判定十月革命的发生是悲剧,那就等同于剥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既然资产阶级具有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权,也应当同样赋予无产阶级革命权。

最后,暴力并不是十月革命特有的。暴力基本上是历史上任何性质的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独具的特性,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暴力手段与十月革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新生政权的建立往往就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残酷的暴力过程。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经过了几百年的暴力斗争,最终才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除了最后一次“光荣革命”之外,英国资产阶级多次暴力革命造成的流血牺牲都比十月革命大。资产阶级不仅在革命夺权过程中使用暴力,而且在反社会主义革命中又一次使用了暴力。所以,资产阶级才最应该被贴上暴力的标签,只不过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暴力历史,以至于健忘了自己是从血腥中走来的。

“悲剧论”还斥责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对反对派实施镇压,实行专制独裁和极权主义。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只能长期开展地下工作,从未真正接近过权力中心,根本不擅长争权夺利。在召开立宪会议时,被反对派所操纵,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眼看就要被资产阶级窃取,因而布尔什维克才下令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布尔什维克并非要刻意建立一党制,即便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中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其他党派代表。由于1921年3月反对派参加了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才确立布尔什维克党是苏维埃俄国惟一合法的政党。任何一个政权肯定都不会容忍破坏政权的反革命行为,布尔什维克对反对派的反革命行为实施镇压也无可厚非。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高压专制政策,确实给社会主义带来了不良后果,但这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后果,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这些后果归因于十月革命。

“悲剧论”之所以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历史的灾难和悲剧、人类文明的歧路,是因为将十月革命的瑕疵过度放大,而忽视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客观来说十月革命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向帝国主义树立了追求和平的榜样。当时所谓文明的帝国主义国家,为抢夺资源和划定势力范围而不断发起战争,这才是历史的灾难。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呼吁缔结和约,实现和平。布尔什维克顶着巨大的国内压力,不惜牺牲民族利益,签订了丧权辱国《布列斯特条约》。但是这种高尚的追求世界和平的理念,却被帝国主义耻笑并嗤之以鼻。   “协约国”在一战结束后非但不痛定思痛,反而认为追求和平的布尔什维克软弱可欺,继续发起战争干涉俄国内政,造成大规模的伤亡。另一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加速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废除了旧俄国政府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促进了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为落后的被剥削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现实的道路。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确立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世界体系发生裂变。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文明的正路。

“悲剧论”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因为十月革命的这些重大意义,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遵循帝国主义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破坏了他们取得的不正当的既得利益。所以,“悲剧论”对十月革命展开围攻就显得“理所当然”。

五、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之五:“原罪论”

“原罪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应归结于十月革命,因为十月革命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就是十月革命的“原罪”造成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十月革命开创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结束了,社会主义一页彻底地翻过去了。

“原罪论”在苏联解体之后风靡一时,但它实际上并不是新的论调,只是在“政变论”“早产论”“中断论”“悲剧论”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形成的。“原罪论”的错误之处在于把革命和建设混为一谈,把十月革命的命运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兴亡等同起来。革命和建设是运动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不能简单地用建设阶段出现的问题去否定革命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不能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作为衡量十月革命的标准。革命不能包揽一切,不可能解决未来建设中的问题。革命的任务就是取得胜利,为建设提供机会。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通道,但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十月革命所能解决的,不能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覆灭归罪于十月革命。概言之,一定要把革命和建设区别开来,把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才能科学评判十月革命。实际上,十月革命之所以遭到质疑,并不是十月革命本身的问题,而是把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归结于十月革命,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消极现象都与十月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苏联社会主义虽然是十月革命的硕果,但这种模式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十月革命本身会给苏联模式打上烙印,但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的形成无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十月革命并不是主要因素。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和俄国沙皇专制的历史文化传统,都影响了苏联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着强大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反动派挑起的国内战争,毫无执政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苏维埃俄国只能被迫临时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取得了短暂成就,冲昏了年轻布尔什维克的头脑。战争结束后,列宁试图借此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遇到了挫折,继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前列宁提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措施是一致的,实施之后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被证明是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国内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和围剿并没有结束。在这种恶劣的外部环境的强压之下,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所规划的循序渐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避免残酷剥夺劳动人民的前提下,逐渐探索和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以实现快速发展。由此可见,苏联模式并不是十月革命所导致的,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的围剿不无关系。

当然,苏联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法掩盖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病,这些弊病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既然苏联模式的形成与十月革命无必然联系,那么苏联的瓦解自然也谈不上是十月革命的原罪造成的。高度集权所造成的体制僵化固然是制约苏联长期发展的主要掣肘,自身的弊病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但也不可忽视其他因素对苏联解体所起的催化作用。即便二战期间苏联为反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依然得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可。二战结束后,西方立即开始了“冷战”,制定了“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直在残酷的斗争条件下生长,在威慑之下根本无法安然有序地开展建设,以至于苏联模式逐渐走偏了方向。由此而言,资本主义封锁和扼杀不仅在苏联模式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苏联解体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确实宣告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并没有宣告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模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可以采取多种模式发展。由于苏联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苏联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随着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弊端,人们才突破思想束缚,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并可以采取不同于苏联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模式。在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沿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用自己繁荣发展的生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未终结,彰显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坚定地说“十月革命是对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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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邹立鸣
责任编辑:张舸

Why i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ight
Zhang Weiwei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Russia has passed 100 year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s unquestionable, but there are always noises on this issue over the years. There are five major arguments for negating the various remark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ory of Coup," "Theory of Premature Birth," "Theory of Disruption," "Theory of Tragedy," and "Theory of Original Sin". None of these five arguments can be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and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annot be doubted. In China,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is unwaveringly advancing along the direction opened by the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Russia. With its glorious development and vivid facts, it prov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society has not ended, and it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vitality of socialism.
Keyword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ory of Coupsing; Theory of Premature Birth; Theory of Disruption; Theory of Tragedy; Theory of Original Sin

[作者简介]张伟伟(1990-),男,安徽临泉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舸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4期
张伟伟: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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